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长江防护林体系管理条例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1998年5月29日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1998年5月29日公布 1998年9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长江防护林体系的建设和管理，充分发挥长江防护林保持水土、涵养水源、改善三峡库区生态环境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长江防护林体系规划、建设、保护、管理和经营利用活动，必须遵守本条例。
长江防护林体系，包括规划区内的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和特种用途林。
防护林，包括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农田防护林、护路林和护堤护岸林。
第三条 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是指以长江为主线，以其流域水系为单元，通过恢复和增加森林植被，多林种、多树种合理配置，乔灌草并重，网带片点有机结合，建成以防护效益为主的生态公益型林业工程。
第四条 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应遵循统一规划，因地制宜，因害设防，分类指导的原则，依靠社会力量，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以生态效益为主，兼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结合。
第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的领导工作，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入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
地方各级林业主管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长江防护林体系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
农业、水利、土地、环保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管理的有关工作。
第六条 在长江防护林体系规划、建设、保护、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规划管理
第七条 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应当制定规划。规划包括市总体规划和区、县（市）总体规划。
第八条 市总体规划由市林业主管部门依据国务院批准的《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建设总体规划》编制，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后，报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第九条 区、县（市）总体规划由区、县（市）林业主管部门依据市总体规划编制，经区、县（市）人民政府同意后，报市林业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条 区、县（市）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区、县（市）总体规划和市林业主管部门下达的年度计划提前一年编制施工作业设计，报市林业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一条 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应按照批准的总体规划和作业设计实施。因特殊情况确需调整变动的，必须报经原审批部门批准。

第三章 建设管理
第十二条 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包括人工造林、飞机播种造林、封山育林和低产低效林改造。
第十三条 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总体规划区内的宜林地，由区、县（市）人民政府依照《重庆市绿化条例》的规定落实造林营林绿化责任。区、县（市）林业主管部门提供技术指导。
第十四条 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以区、县（市）为单位负责实施，以乡（镇）为单位实行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和施工负责人责任制，保证建设进度和质量。
第十五条 国家推行多种造林形式，鼓励单位和个人承包、租赁、购买宜林荒山的使用权造林。
国家鼓励以竹、木为原料的生产单位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联合造林，建立原料林基地。
第十六条 采用承包、租赁、拍卖等方式在宜林荒山造林的，应签定合同，并按照区、县（市）人民政府确定的期限完成造林任务。
第十七条 已划给农村村民造林的自留山、责任山，可以在自愿互利的前提下实行合作造林，也可以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后转包他人造林。
农村村民在自留山、责任山上营造防护林，区、县（市）林业主管部门应按照长江防护林施工设计要求给予技术指导。
第十八条 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应当达到以下质量标准；
（一）人工造林三年后，保存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二）飞机播种造林，当年有苗面积占有效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每亩有苗四百株以上，飞播后第五年每亩保存幼树不得少于二百株；
（三）封山育林区面积不得小于三百亩，封山育林后三至五年郁闭度达到零点四以上。
（四）低产低效林改造三年后，目的树种株数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乔灌草郁闭度不低于零点四。
第十九条 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实行阶段检查、年度检查、竣工验收制度。对检查、验收中发现的问题，应当限期改正。
第二十条 地方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建立长江防护林体系档案，定期向上一级林业主管部门报告建设情况。

第四章 资金管理
第二十一条 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实行国家投资和群众投资、投劳相结合，鼓励社会团体、经济组织和民间筹资营造长江防护林。
第二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用好国家扶持资金。国家给予的扶持资金，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按照不低于国家规定的比例优先安排配套资金。市和区、县（市）安排配套资金的比例，由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二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的需要，每年应从各级财政收入中，安排适当比例的资金，用于长江防护林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
第二十四条 煤炭、造纸、铁路、交通、水利等部门按规定提取的育林费和绿化资金，可用于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保护和管理。
第二十五条 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资金实行专款专用，接受同级或上级财政、审计部门的检查监督；列入财政预算的资金，由审计部门负责检查监督。

第五章 林权管理
第二十六条 国家保护林地、林木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七条 国有宜林荒山由国有单位造林，或由国家提供资金单位或个人承包造林的，其林木所有权归国家所有。
国有宜林荒山由单位或个人自筹资金承包造林的，其林木所有权归承包者所有；以合作、合资等形式造林的，按合同约定执行。
国有宜林荒山由单位或个人租赁、购买使用权造林的，其林木所有权归租赁、购买者所有。
第二十八条 集体所有的宜林荒山由集体经济组织营造或由集体经济组织提供资金单位和个人承包造林的，其林木所有权归集体所有。
集体所有的宜林荒山由单位和个人自筹资金承包造林的，其林木所有权归承包者所有；以合作、合资等形式造林的，按合同约定执行。
集体所有的宜林荒山由单位和个人租赁、购买使用权造林的，其林木所有权归租赁、购买者所有。
第二十九条 村民在自留山造林的，其林木所有权归村民所有。已划给村民造林的自留山，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决定的期限内未造林，由集体组织营造的，其林木所有权归集体所有。
第三十条 租赁、拍卖国有宜林荒山使用权造林的，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决定。
租赁、拍卖集体所有宜林荒山使用权造林的，由享有荒山所有权的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决定。
第三十一条 依法取得宜林荒山使用权的单位或个人，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完成造林任务的，应承担违约责任；逾期一年仍未造林的，宜林荒山由其所有者收回。

第六章 保护管理
第三十二条 长江防护林营造后，需要封山护林的，由区、县（市）人民政府发布公告，实行封山护林。封山护林的时间不得少于三年。
区、县（市）、乡（镇）人民政府应在长江防护林营造后建立管护组织，制定管护制度，落实管护人员和经费。
长江防护林的标志和护林碑牌，任何人不得损坏。
第三十三条 禁止在防护林内毁林开荒和毁林采石、采砂、取土。确需在林内采石、采砂、取土的，应报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并依法办理手续。
第三十四条 防护林禁止皆伐。根据森林培育的需要或者遭受自然灾害特别严重的防护林，可以实行抚育或更新性质的采伐。采伐后的郁闭度，应保持在零点六以上。
第三十五条 新造的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在五年内禁止剃枝、放牧。期满后，可在林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进行以改善林分结构和卫生条件为目的的卫生伐、抚育伐。
第三十六条 特种用途林应适时进行促进林木生长的抚育伐、卫生伐、更新伐，可以采取以充分发挥林木特定用途为目的的修枝、整形等措施，严禁以用材为目的的采伐。
特种用途林中的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的林木，自然保护区的林木，严禁采伐。
第三十七条 用材林、薪炭林、经济林实行集约经营。综合利用，以发挥经济效益为主，兼顾防护效益。用材林实行小面积皆伐或择伐。采伐后，应在两年内完成更新造林。
第三十八条 在不影响长江防护林功能的前提下，鼓励开展林下种植业，养殖业和森林旅游业等多种经营活动。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不按照批准的总体规划和作业设计施工的，责令限期改正；造成经济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并处相当于施工费用二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损坏防护标志和护林碑牌的，责令恢复标志和护林碑牌，并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擅自在防护林内采石、采砂、取土的，责令立即停止，恢复植被；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并处毁坏林木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在规定期限内到林区剃枝、放牧，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责令赔偿损失，并处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依法决定。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规定的行政处罚，可由乡（镇）人民政府决定。
第四十四条 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林业主管部门提出建议，所在单位或其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变更总体规划和施工作业设计的；
（二）违法批准对防护林实行皆伐的；
（三）贪污、挪用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资金的。
第四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三十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
请复议、不起诉、也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重庆市林业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所界定数量有以上、以下的，均含本数。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1998年9月1日起施行。



1998年5月29日
混业经营模式与我国银行业的发展
——兼论我国《商业银行法》相关立法的完善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郑坤山* 北京 102249



内容提要：加入WTO后，我国银行将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与竞争。在构想银行业的经营模式之前，我们有必要关注一下西方国家金融经营体制演进的历史及当今各国的发展趋势，除此之外，还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国情。采取具体措施时，可以采取折中方案，使银行实现由分业到混业的平稳过渡。在逐步取消对银行的投资限制时，可以采取银行控股公司的混业立法模式。在以上论述后提出一些完善我国《商业银行法》的意见。

关键词：WTO 分业经营 混业经营 《商业银行法》




中国于2001年11月13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ge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WTO” ），WTO的统一规制本身就是不同法域下的法律理念、价值、规则的融合，从这一意义上说，金融“入世”，就是金融法律的“入世”。WTO下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对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及其立法提出了新的法律性要求，加入WTO后，我国的银行市场开放将是全方位的。在外贸业务方面，加入WTO时就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的任何地方向任何机构和个人提供外汇服务；在人民币业务方面，加入WTO后，外资银行可以在上海、深圳、天津和大连开展人民币业务，到2005年1月1日，取消所有地域限制；从2002年1月1日，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向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服务。一句话，从2005年1月1日之后，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国民待遇原则，外资金融机构在服务地域和服务对象上已与中资金融机构没有什么两样。[1]中国的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将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与竞争。然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却赋予外资金融机构“超国民待遇”，《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第17条（四）项，允许外资银行从事外汇投资业务，而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以下简称《商业银行法》）却明确禁止我国商业银行的投资行为。从我国《商业银行法》第43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现阶段对银行业实行的是较为严格的“分业经营”制度（即银行不得投资于证券、信托、保险这三项业务）。[2]本文拟对《商业银行法》所规定的这一制度，从“两个前提性思考”、“一个折中方针”、“具体制度构思”这几方面展开论证“混业经营”作为我国银行业发展的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完善我国《商业银行法》的意见。

一、 两个前提性思考

最近一段时间，对于我国金融业是实现分业经营还是混业经营，人们的争论很激烈。有人主张商业银行应当实行混业经营，认为这样才能提高银行实力有利于银行业的发展；有人则反对混业经营，认为商业银行实行混业经营将给国家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不利于国家、社会的安定。[3]我认为，在权衡分业与混业孰是孰非时，首先必须提及的是两个前提性思考。
（一）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和中国加入WTO，逐步与国际接轨，我们有必要去关注一下西方国家金融经营体制演进的历史及当今各国的发展趋势。最典型且对中国最具参考价值的应属美国。[4]美国在1933年以前实行的是混业经营，尤其是20世纪以后，随着诸多大型工业的兴起和繁荣及银行业自身规模的迅速扩大，不少商业银行为了分享巨额利润，开始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实力跻身证券市场，积极开展投资银行业务；另一方面，投资银行不但通过证券业务大发其财，同时也向商业银行渗透，通融短期资金以扩大资金来源。结果，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在业务经营方面的限制被彻底打破，两者最终紧密地相互融合。1929年至1933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给美国的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无论是政府部门、经济学界还是工商人士都普遍认为，商业银行从事证券业务是导致证券市场崩溃，并进而引发经济“大萧条”的主要原因，致使美国与1933年颁布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将证券业和商业银行严格分离，并建立起存款保险制度，使美国的“分业经营”制度持续了半个多世纪。20世纪80年代后，为了提高银行的竞争能力和促进资金的自由流动及有效配置，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放松管制的规定，并于1999年11月4日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肯定了银行业的混业经营模式。至于其他银行业较发达的国家，德国一直以其“全能银行” 著称，瑞士亦是一直实行混业经营。以前一些实行分业经营的国家如英国、日本，两者也分别于1996年和1998年通过立法明确改革为“混业经营”的模式。[5]混业经营已是世界银行业的发展趋势，中国加入WTO后，要有力提高本国银行的生存与创新能力，充分促进资金的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不得不关注这一发展趋势。
（二）实行分业还是混业，或采取什么样的过渡措施，还要考虑到的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中国的国情。加入WTO后，首先必须明确一点，即中国是公认的发展中国家，必须以发展中国家享受权利，同时不能承担超过我国经济金融承受能力的金融义务。我国是一个生产力发展严重区域性失衡的国家，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即使在同一东部地区，不同省市、不同区县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创新与吸收能力亦差异很大。所以在承认“混业经营”是必经之路的同时，于实行具体方针政策时，不能搞一刀切，而必须采取试点经营、逐步推广、以点带面、逐步发展的方法，具体措施留待下文。

二、 一个折中的方针

就我国目前的具体情况，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在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四个行业中，证券业的风险最大（如上市公司的“国有企业病”，限于篇幅，本文不论及）。[6]在选择银行投资方向的时候，2005年之前，可以制定一些行政法规，让银行涉足信托及保险行业，而控制其涉足公司（企业）债券的经营，股票的发行、代理及买卖等证券业务。等到2005年以后，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完善和金融业的全面对外开放，再让银行去从事证券业务。这样，既给银行一个投资准备的时间，又能保证金融市场的平稳过渡，并达到WTO所提出的要求。

三、 具体的制度构思

反观当今世界银行投资制度改革热潮，归纳起来，现各国银行的投资模式主要有三种：（1）全能银行模式（Universal Banking Model）,如德国的银行全能制；（2）母银行模式(Bank Parent Model),商业银行直接投资控股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这时商业银行已经异化；（3）金融控股公司模式（Holding Company Model）,将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共同置于金融控股公司名下，各金融机构相对独立运作，实现混业经营的高级模式。[7]如美国的银行持股公司，银行通过设立银行持股公司，并由持股公司下设与银行并列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来进行投资。我国《商业银行法》第43条的规定是对银行投资的限制，而上述三种模式是在银行投资基本无限制的基础上进行的比较。从发展趋势看，银行投资的三种模式的区别正逐渐消失，其基本特点是银行业务的多样化和投资的无限制。如果我国固守银行投资限制制度，将不利于我国商业银行提高效益和实力，也不利于其参与国际竞争。所以，顺应银行投资趋势是我们必然的制度选择。
当然，上述措施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至于具体的制度构思，可考虑以下几方面：
第一，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空间。我国《商业银行法》对银行投资的限制仅是一种相对限制，而非绝对限制。从《商业银行法》第3条所规定的银行业务范围可见，商业银行可投资于政府债券、政策性金融债等部分证券业务，可经营部分信托业务（主要是一些代理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且法律并不禁止商业银行在我国境外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对银行之间的投资也未加限制。[8]在法律明确放开投资限制之前，商业银行一定要积极在上述几方面中拓展业务并设置相应的机构及配套体系，以积累更多的投资经验和增强风险防范能力。
第二，到2005年放开对外资银行入境的相关限制后，可以着手在一些比较发达的城市（如上海），逐步放开对银行业的投资限制。一方面，要以一些发展势头较强的商业银行为试点（如成立于1983年的光大集团，已经成为典型的混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集团）；另一方面，要严格加强国家有关机关的监管及专业人才的输送，等时机成熟，再将取消限制的政策逐步推广。
第三，至于具体的形式，可以采取银行控股公司模式（类似于金融控股公司模式）。这种模式具有如下特点：其一，由银行成立银行持股公司，银行将继续从事传统的银行业务，其他风险性金融业务由持股公司本身或下设的非银行子公司而不是银行去直接从事。其二，依法设立“防火墙”，防止持股公司的非银行附属机构金融风险侵袭银行。其三，持股公司的附属证券机构不归银行监管机关监管，因为“防火墙”的存在能够有效阻止持股公司金融困难对银行的波及，并且其附属证券公司的业务应由证券管理委员会监管。[9]正是鉴于其这几方面的特征及其所具有的效益提高和风险防范并重的优点，所以，建议在逐步取消对银行的投资限制时，可以采取此种形式。

四、 结语

综合以上论述，我认为，随着中国加入WTO后，有必要考虑对《商业银行法》第43条的修改，即应逐步取消对商业的投资限制。在未来的3到8年内，前3年应是分业向混业的转变与磨合，也是中国银行业混业体制的立法准备时间；后5年，随着我国金融服务市场的全面开发，应完成从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平行法的修改到混业模式的最终确立，而且这种模式应是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而非别的模式。
至于《商业银行法》中的其他问题，限于篇幅，本文简要提及以下几点：第一，该法中中国人民银行的权限太大。从第3条、第11条、第13条、第18条、第19 条、第24条、第62条等诸多条文中可见一斑。[10]]建议法律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具体审查事项及明确、具体的审查程序，以赋予商业银行更多的经营自主权。第二，建议增加对治理结构方面的更明确的规定。银行业的法人治理结构问题在我国比较突出，银行产权仍不够明晰，希望立法者对此有所考虑。第三，由于科技的迅猛发展，建议增加“银行业务电子化”方面的有关规定，以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第四，随着中国银行业对外的逐步开发，在修改《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的同时，可以考虑在《商业银行法》中增设“外资银行” 章节，对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业务范围及监管等问题作专门规定。
“山雨欲来风满楼”，我国《商业银行法》中的相关规定已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前进的脚步。为了促进我国金融业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使我国不断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我想反思的时刻已迫在眉睫了。


Mixed Managing Mod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anking Sector in China
Law School of China University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Zheng Kunshan

Abstracts: After China'accession to the WTO, the civil bank will be faced with more and more challenges and competitions. Begore figuring out the managing model of banking sector, we need to pay attetion to the financial managing system's developing history of western country, besides, we have to take the speciality of China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dealing with the concrete measure, we can take a compromise, leting the bank get a smooth transition. As we gradually discard the confination on the banking investment, we should change toward the Holding Company Model.At last, there will be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recitions of Commercial Bank Law.


主要参考书目：
《银行法律论丛》，中国银行法律事务部 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