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予支持赔偿请求的四种情形

戴洪斌


　　赔偿请求人向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起司法赔偿请求，有相当部分不被支持，或者不予受理，或者决定不予赔偿。未予确认、侵权在前、赔偿范围和免责情形等四个方面，是其重要的原因。以下对此作一分析。

一、不被支持的四种情形

（一）被诉职权行为未经依法确认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行为未被依法确认的赔偿申请，应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赔偿案件程序的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赔偿请求人依法向赔偿委员会申请造成赔偿决定的被侵权事项，应当先经过依法确认。根据赔偿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被要求确认的机关不予确认的，赔偿请求人有权申诉。赔偿委员会不受理要求确认的申诉案件。”对侵权行为的确认，是进入国家赔偿的前置程序。如对相关司法行为没有进行依法确认，未确认为违法，则无法进入下一国家赔偿程序，赔偿请求人就无法获得赔偿救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没有确认职能，不能审查国家赔偿确认申请，无权办理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被诉职权行为未经依法确认，赔偿请求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起赔偿申请，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不能审理；并且，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也无审理国家赔偿确认案件的职权，只能针对赔偿请求人提出的赔偿申请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即使当时审查不严作了受理，在后来的审理程序中，也要予以驳回。

（二）被诉职权行为发生于国家赔偿法实施前

　　被诉职权行为发生于国家赔偿法实施前，而申请到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要求赔偿的案件，在国家赔偿法开始实施的前几年较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国家赔偿法1995年1月1日起施行。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规定处理。发生在1995年1月1日以后并经依法确认的，适用国家赔偿法予以赔偿。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但持续至1995年1月1日以后，并经依法确认的，属于1995年1月1日以后应予赔偿的部分，适用国家赔偿法予以赔偿；属于1994年12月31日以前应予赔偿的部分，适用当时的规定应予赔偿；当时没有规定的，参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应予赔偿。”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原则，遵照了法律的时间效力的精神，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因为以前历史时期形成的大量问题，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基本得到了解决。如果国家赔偿法可以溯及既往，过去已经妥善解决、平息了的问题，可能将因此规定而引发大量的国家赔偿诉讼，其负面效应并不好。国家赔偿法确定的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并未堵塞过去时期个别遗留问题的解决渠道和途径，仍然可以按照当时的政策精神来妥善处理。经过这么多年的国家赔偿案件处理，大力宣传国家赔偿法，再就发生于国家赔偿法实施前司法行为而提起国家赔偿的明显少多了。

（三）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

　　司法机关的职权行为造成赔偿请求人损失，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只赔偿直接损失，对于司法机关职权行为造成的间接损失和可得利益，以及精神损害，则没有纳入国家赔偿范围。另外，还有应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的，也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国家赔偿的范围明确，纳入了赔偿范围的才予赔偿。凡没有纳入赔偿范围的，则不予赔偿。属于这种情形的案件较多。国家赔偿法第三章第一节专门规定了司法赔偿的赔偿范围。其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对刑事赔偿的范围作了明确规定。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至第五条，也规定了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也应予以赔偿的赔偿范围（非刑事司法赔偿）。

（四）属于国家赔偿免责情形

　　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规定：“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一）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虚伪供述，或者伪造其他有罪证据被羁押或者被判处刑罚的；（二）依照刑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三）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四）行使国家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的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五）因公民自伤、自残等故意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六）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一）因申请人申请保全有错误造成伤害的；（二）因申请人提供的执行标的物有错误造成伤害的；（三）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四）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情形的；（五）被保全人、被执行人，或者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的保管人员违法动用、隐匿、毁损、变卖人民法院已经保全的财产的；（六）因不可抗力造成伤害后果的；（七）依法不应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其他情形。”司法行为虽被依法予以了确认，但是只要符合以上国家赔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免责情形，国家就不承担赔偿责任。这是国家赔偿法对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例外规定。国家赔偿的免责情形，类型很多，情况不一，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这种情况下，赔偿请求人按照相关规定，依法进入到了国家赔偿程序中来，做了不少工作，后来却被告知因属于国家赔偿的免责情形而不予赔偿，这对他们是一个意外的打击，其将对法制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产生怀疑和动摇。

二、做好相关工作的建议

（一）提高认识，切实保护赔偿请求人的诉权

　　司法赔偿是国家赔偿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行为违法造成的损害给予救济，是司法赔偿的基本功能。给予司法侵权的受害人一定的赔偿，可以缓解和消除司法机关、国家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的矛盾，防止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司法机关产生不满和对立情绪，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司法赔偿是对违法司法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一种有力的监督，能够进一步提高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感，加强内部管理和监督，有效促进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司法职权，确保司法权行使的准确性和合法性。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克服国家赔偿案件麻烦多、干预大的畏难情绪，对赔偿请求人的请求依法应予支持的坚决支持，对于不能支持的要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并做好化解和善后工作，切实保护赔偿请求人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二）认真审查，把好立案质量关

　　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赔偿和非刑事司法赔偿案件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施行）》，规范国家赔偿案件的立案工作，切实保障赔偿请求人依法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对于依法应由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决定的赔偿案件，在收到赔偿申请后，应当依法进行审查，符合下列条件的，应予及时立案：（一）赔偿请求人具备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二）赔偿义务机关是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三）有具体的赔偿请求事项和事实根据；（四）有依法确认的法律文书或者其他材料；（五）符合法定的请求期间，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未能在法定期间内行使请求权或者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延长期间的除外；（六）赔偿义务机关是侦查、检察、监狱管理机关的，作出赔偿决定后或者逾期未作赔偿决定，赔偿请求人申请复议，经复议仍不服或者复议机关逾期未作复议决定的；赔偿义务机关是人民法院的，作出赔偿决定后，赔偿请求人不服的，或者人民法院逾期未作决定的；（七）符合国家赔偿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对国家赔偿法溯及力的规定。还要切实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赔偿和非刑事司法赔偿案件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施行）》第九条规定，严格审查赔偿请求人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是否符合立案范围的七种情形。完全符合以上情形的，予以立案受理。不符合的，不予立案。避免因审查不严轻率进入审判程序，再在审理中予以驳回。

（三）做好解释说服，指明救济途径

　　妥善处理好司法赔偿的来信来访，是创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和良好法治环境的有力措施，是促进国家赔偿队伍自身建设、加强赔偿工作的重要内容。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和“司法为民”的思想，切实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以深厚的感情，妥善处理好每一起群众来信来访。向来访群众和败诉的赔偿请求人释难解疑，做好法律解释工作，阐释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不支持其主张的法律依据，促使其息诉服判。经审查不应由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理的，告知来访群众和赔偿请求人向有关机关申请赔偿。应由其他法院或其他法院赔偿委员会受理的，告知来访群众和赔偿请求人向有关人民法院或有关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赔偿。对于不属于直接损失，赔偿请求人申请赔偿间接损失和可得利益，以及精神损害的，说明不予支持赔偿请求的理由，并做好说服解释工作。对于被申请赔偿的职权行为发生于国家赔偿法实施前的，提示赔偿请求人按照以前的政策规定寻求解决。

（四）加强对下指导，提高赔偿案件办理水平

　　上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要加大对下级人民法院办理赔偿案件的指导力度。指导审查赔偿请求人提出的赔偿申请是否符合条件，审查提起赔偿申请的司法侵权行为是否先经依法确认，审查赔偿申请有关证明材料是否齐全。加强案件办理质量指导，符合规定应予赔偿的依法足额赔偿。对于不应赔偿的，则做好释法工作。还要指导下级人民法院做好对赔偿请求人和来访群众的解释说服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之信服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作出的决定。

（五）重视调查研究，完善法律规定和工作制度

　　国家赔偿法律需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不断加以完善。近年来，国家赔偿法的修改一直是社会舆论热点，修正案草案也先后两度亮相。个人认为，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调查研究，完善相关法律和工作制度：一是要对国家赔偿确认程序和赔偿程序的衔接加强研究，简化申请确认、赔偿和办理程序，切实方便赔偿请求人提起赔偿申请，方便法院工作部门的办理工作，减少赔偿请求人诉累。二是要重视对国家赔偿法实施前侵权遗留问题的处理，依靠地方党政，从政策、民政上，给予受到侵权者以灵活多样的救助，解决赔偿请求人实际困难，保障民生，增加社会稳定和谐因素。三是要逐步扩大国家赔偿范围。随着国家财力增强，法制进程加快，国家赔偿的赔偿范围要逐步扩大。民众也有扩大赔偿范围的强烈呼声，要求给予国家赔偿以充分保护。但这要通过修改国家赔偿法或制定相应司法解释来实现。只有在立法上对赔偿范围作了扩大，国家赔偿实务工作才有法律依据，国家赔偿才能给予更好的保护。四是要重新梳理和认识国家赔偿免责规定，避免再走可以进入赔偿程序而不能实际获得国家赔偿这一“程序游戏”，不要再出现程序上保护而实体上不保护的怪现象，在减少赔偿请求人诉累、维护国家赔偿法严肃性上多下功夫。这是立法部门和司法实务部门要切实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试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

朱永才 朱晓东

一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媒体报道了大量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例，笔者发现这一罪名的扩大化己经是极普遍的现象。一些地方的司法实践把一些民间借贷行为都放进这个罪里。许多个案根本不考虑企业或个人吸收资金是以非法从事资本、货币经营为目的还是为解决企业或个人自身发展需求；不考虑是否存取自由、是否造成损害后果。这一扩大化的倾向与入世后打破金融垄断、鼓励金融市场竞争、民间金融逐步合法化的趋势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如果放任这一扩大化的倾向继续发展，必将成为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阻碍。
在理论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扩大化表现为：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解释为：非法吸收公众原本会存到银行金融机构去的存款。其理由是：因为被有关企业或个人吸收或借贷，使银行的存款业务减少；行为人虽然没有对“存款人”的财产造成损失，但必须对银行金融业务减少而造成银行的损失及其储户的“彷徨”负责。从而，该罪的危害不但是对金融秩序的危害，而且扩大为对金融机构的垄断利益的危害，这样就把损害金融垄断者的利润和危害金融管理秩序混为一谈。因此，从本质上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罪名的扩大化必然导致对金融机构垄断的强化。从长远来看，这样做不但对银行等金融机构有百害而无一利，而且会阻碍民间借贷的正常发展。所以，有必要在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加以区分。
二、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分析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金融业是国家进行计划调控和经济建设的重要职能部门，其活动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另外，这一时期由于经济不发达，公民手头现金、存款甚少，机关、社团也没有更多可供支配的资金，因此就不存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制度环境和客观条件。所以，1979年我国在制定第一部刑法时，并没有规定这个罪名。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和深入，国家经济日益活跃，公民生活水平日渐提高，手头现金和储蓄存款也越来越多。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国家金融市场的搞活，市场日益繁荣和市场主体自主经营权的扩大，一些个人和公司、企业为了发展生产或扩大经营，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募集资金，有的进而发展到违反国家金融法规，擅自吸收公众资金或变相吸收公众资金，进行非法集资活动，其中一些金融机构也在相互竞争中进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活动。这些行为不但严重扰乱了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还给国家和公民带来了极大的金融风险，而且引发了不少民事纠纷和刑事犯罪。为此，1995年5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商业银行法第十一条专门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任何单位不得在名称中使用“银行”字样；其第四十七条规定，商业银行不得违反规定提高或者降低利率以及采用其他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其第七十九条还特别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设立商业银行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中国人民银行予以取缔。同年6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其第七条明确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这是本罪第一次以单行刑法的形式得以确立，并规定了相应的刑罚。
1997年刑法修订时，考虑到本罪的设立对维护国家金融秩序，保障国家金融体系安全、稳健地运行，促进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起的重要作用，完全吸纳了《决定》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定，并以第一百七十六条做了专门规定。按照我国现行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
鉴于20世纪90年代国内金融秩序较为混乱，特别是非法吸存、非法集资的严峻形势，国务院于1998年7月13日专门制定了关于《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以下简称《取缔办法》）。其第三条规定，非法金融机构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设立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等金融业务活动的机构。非法金融机构的筹备组织，视为非法金融机构；其第四条还对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进行了行业性解释：“前款所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所称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这为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适用刑法，提供了规范性的依据。
统观关于本罪的立法过程，可以看出，国家启动刑罚机制的目的，在于打击所有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因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客观方而表现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在社会上以存款的形式公开吸收公众资金或者通过其他形式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但是对于如何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民间借贷，法律规定并不明确，理论上和实践中仍然存在模糊的认识。
笔者认为，要准确认定该犯罪，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存款。我们知道，在经济学意义上，金融是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包括企业、政府、家庭、个人等)为了相互融通资金，以货币为对象进行的信用交易活动。国家从防范金融风险的需要出发，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对金融业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对金融业实行特许经营，规定只有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才能从事金融业务。金融业务是专门经营资本、货币业务的一种统称，主要是存贷款业务，也包括一些特定的投资业务。而存款作为一种金融业务，是有特定经济含义的，它是指客户(存款人)在其金融机构帐户上存入的货币资金。在本质上说，能够为客户开立存款帐户，收受客户存款的，或者说有资格经营存款业务的，只能是金融机构。而金融机构之所以能够通过还本付息的方式吸收存款，其目的是因为其可以通过对吸收的存款进行放贷或向国家银行存款，或者通过特定的投资获取更大的收益。金融机构吸收存款的目的正在于用吸收的资金进行资本和货币经营。而资本和货币经营具有其特殊性，对一个国家经济的稳定运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国家才不惜通过刑法的手段对此加以控制。
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的区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12章规定，建立在真实意思基础上的民间借款合同受法律保护；1991年7月2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在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以下的范围内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1999年1月26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因此，从民法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出发，一个企业向一个公民或者多个公民借贷都属于合法民间借贷。
在现实生活中，民间借贷是非常普遍的。不仅有公民之间相互借贷，而且有企业及其他组织集资建房、修路或者开展公益事业，以及企业改制过程中职工出资入股等情形。这些虽然也体现为吸收资金并且也有利益回报，特别是公民之间的借贷一般都约定有利息但并不违法，也不需要银行管理机构的批准。而且，这些借贷行为还受到《合同法》的保护。
但这样的合法民事行为在《取缔办法》中就可能变成了非法，从合法民间借贷行为到《取缔办法》中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民事法律与金融行政法规之间缺少应有的逻辑关系，合法的民间借贷在《取缔办法》中地位不明，法律之间存在冲突。到底向多少个公民借贷或者借贷多少属于合法范围，尤其是在什么条件下触犯《刑法》，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并没有真正反映出行为人吸收资金的非法性；“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也并非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律特征；《取缔办法》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界定为“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显然是不合适的。对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界定也是如此。《取缔办法》对非法吸收存款的界定混淆了民间借贷与作为金融业务存款的界限。
从国家允许民间借贷（事实上也不可能禁止）的事实可以知道，法律禁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并非禁止公民、企业和组织吸收资金，而是禁止公民和其他组织未经批准从事金融业务，像金融机构那样，用所吸收的资金去发放贷款，去进行资本和货币经营。能够用吸收的资金进行资本和货币经营，正是金融业区别于其他行业的所在。因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指的“存款”应该是从资本、货币经营的意义上讲的。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存款”，才能解释清楚民间借贷与银行吸收存款的区别，才能找到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界限。否则，就难以避免这样一个在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的机械推理的局面——对一个人或单位向十个人借款甚至向一百个人付息借款，按民间借贷处理，不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对其向更多的人借贷却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处理。也正像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著名的法学家江平说所说的那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正常的民间借贷有什么区别?我向20个人借行不行?有没有一个界限?现在看没有。如果我向50个村民借贷是不是就变成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为了加以区分，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对此加以明确，即在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界定上应该增加“以非法从事资本、货币经营为目的”的表述。

总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认定应该从非法从事资本、货币经营的角度去界定。如果仅仅是吸收社会资金进行个人发展或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而未进行资本、货币经营，即使未经银行管理机构批准，就不应该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事实上，如果把《取缔办法》第三条和第四条结合起来看，其立法本意亦是如此。
作者简介：朱永才，男，1951年生人，河北馆陶人，河北博大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朱晓东，男，1977年生人，河北馆陶人，河北经贸大学2004级经济法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