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2004年，某国有公司工会主席陈某利用职务便利，将公司职工补充养老储金会的70万元资金存入某城市信用社，为朋友张某的贷款提供担保。后信用社将担保款扣划用于偿还贷款。2006年8月，为应付审计，陈某虚开了一份70万元的现金支票并伪造了相同金额的公司各部门领取补充养老储金返还款的明细表，让会计伪造领款人签名后平账，但是会计将没有伪造签名的明细表直接入账。至2010年案发时，陈某未将被挪用的70万元归还。

分歧意见:本案中对于陈某使用虚假支付凭证平账的行为是否由挪用公款罪转化为贪污罪，存在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陈某在挪用公款后利用虚假的支付凭证平账，使挪用公款的行为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没有被发现，且没有归还行为，可以认定陈某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当以贪污罪定罪处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不能认定陈某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仍应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

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关于挪用公款转化为贪污的认定，最高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明确:“行为人挪用公款后采取虚假发票平账、销毁有关账目等手段，使所挪用的公款已难以在单位财务账目上反映出来，且没有归还行为的，应当以贪污罪定罪处罚。”从这段内容的本意来看，是明确行为人处理账目的手段本身足以造成在账目上难以被发现的结果，同时没有归还行为的，以此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而本案中，陈某用于平账的虚假支付凭证由于存在明显瑕疵，不足以造成在财务账目上难以被发现的结果:其一，会计没有按照陈某的授意伪造领款人签名，平账的明细表形式并不完整。其二，这份明细表即使伪造了签名也只能用于应付本公司以外机构的审计，而任何一名公司职工看到后都会发现没有领取返还款的事实。

此外，陈某长期主管储金会的工作是挪用公款的事实在长时间内没有被发现的主要原因。因此，陈某辩解主观上没有不归还被挪用公款的意图，可以成立。

(作者单位: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检察院)
论法官判案“以事实为根据”——兼论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00法二 苗加佳 （100089）


目录
内容提要与关键词........................................................................（1）
一、问题的提出........................................................................（1）
二、对问题的初步分析...............................................................（2）
三、对问题的历史考察...............................................................（3）
四、对问题的本体考察...............................................................（4）
五、对问题的哲学考察...............................................................（9）
六、法律真实下的证明标准浅析...................................................（10）
七、结语.................................................................................（11）
注释与参考文献...........................................................................（12）



内容提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基本原则，然而随着我国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人们对“事实”的理解产生怀疑：我们用以审判的“事实”究竟是绝对的事实（客观真实），还是相对的事实（法律真实）？本文针对这一问题做了初步的探讨与分析，旨在说明我们两者不能把两者对立看待，应在联系的观点下全面看待这两种真实。

关键词： 客观真实 法律真实 证明要求 证明标准 高度盖然性


一、问题的提出
自我国民事诉讼法出台以来，“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就成为法官判案法定的基本原则(((。虽然这项基本原则为人们所认可，但是随着近年来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人们对这项基本原则中的“事实”的理解产生了较大分歧，形成针锋相对的两派：一派主张该“事实”应该为“客观真实”；另一派则主张该“事实”只能为“法律真实”，“客观真实”只是一种理想罢了。
前者为我国传统理论的看法。所谓“客观真实”，就是“司法机关所确定的这些事实，必须与客观上实际发生的事实完全符合，确实无疑。”(((该派学者认为，把民事证明要求确定为客观真实，既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十分必要的。“第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存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存在决定意识；人类具有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能够通过调查研究认识案件的客观真实。查明案件客观真实具有科学的理论根据。第二，客观上已经发生的案件事实，必然在外界留下这样或那样的物品、痕迹，或者为某些人所感知。这为查明案件客观真实提供了事实根据。第三，我国司法机关有党的坚强、统一的领导，有广大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群众的支持，有一支忠于人民利益、忠实于法律、忠实于事实真相，具有比较丰富的经验，掌握一定科学技术的司法干部队伍，这是查明案件客观真实的有力组织保证。”(((“第四，诉讼法的制定、颁布和不断完善为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提供了法律依据。”(((
部分学者不以为然，指出“客观真实”只是一种理想，诉讼中裁判所依据的只能为“法律真实”，即只能达到法律所认可的真实程度。它所要求的案件事实是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或者说从证据角度分析是真实的事实。其理由众多，主要有：（1）对过去事实的认定只有通过证据，而证据的收集、提供、审查、判断，都是法律规定的，因此，作为裁判依据的事实不可能是客观真实。（2）在民事案件事实证明过程中，裁判人员的主观判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受这种主观性的影响，裁判的事实也只能是一种法律真实。（3）“依照程序公正要求，诉讼中所再现的冲突事实必须符合法律的形式规定，并且受制于法律的评价。在此基础上所认定的法律上'真实'的事实，才是程序公正所仰赖的冲突事实。”(((（4）当事人的证明责任的履行程度和证明能力的强弱，直接关涉到所再现的案件事实与诉前的事实原貌是否相符合的程度，显然这是因人而异的。
此外，两派还针对对方的观点从哲学、司法制度、社会状况等角度相互进行了批判，在此不再陈述。总之，在他们看来，“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只可取其一，不能模棱两可。我们对他们之间的争论应该怎么看待？这两派的观点到底谁对呢？是可取其一，还是都不可取？
二、对问题的初步分析
关于“客观真实”、“法律真实”，学者们已谈了不少，而且无论持哪种观点的学者都能自圆其说，似乎谁也说服不了谁。这一方面反映出其中包含的广阔理论空间和学者们的开阔视野，但另一方面恐怕也表明学者们并未真正把握问题的要害或者尚未找到研究该问题的正确途径。我注意到，在研究该问题时，学者们大多只顾建立自己的体系或是批判他人之观点，潜意识中均把“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对立看待，这本身就犯了方法论的错误：夸大了“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对立性，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的统一性。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任何矛盾双方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离开统一谈对立只能得到片面的认识。我想学者们对此应反省一下。
我认为，要想使讨论深入下去，我们就必须找到两者的契合点，以此为基点来看待它们之间的对立会更有意义，会使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也会减少许多无谓的争辩。那么，我们所研究的“客观真实”、“法律真实”的联系之处到底在哪儿呢？我看起码有三：
其一，作为证明要求，两种真实统一于人类的证明活动中。民事诉讼证明作为人类证明活动的一种，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换句话说，撇开其他因素，证明要求决定于诉讼证明活动自身，有一定的客观性，绝非人类可以随意指定的。
其二，作为司法过程中的一项选择，它们统一在人们对价值的认识与取舍中。不同的社会为了实现其民事诉讼的任务与目标会在价值上对两者做出不同的选择。
其三，两者还是哲学上的范畴，统一于人们的认识过程中。
而且，这些联系之间也具有联系，它们是彼此渗透、不可分割的。诉讼是法律下的诉讼，必然有价值上的判断和取舍；诉讼也是对案情认识的过程，不同的哲学方法论之下也会有不同的选择。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应该把这些联系及其学者们业已认识到的两种真实的对立综合起来考虑，从联系中看对立，从对立中找联系，这样才会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在以下的论述中我将考虑到此因素。
三、对问题的历史考察
证明活动是人类一项自古就有的活动，在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证明起着巨大的作用。对民事诉讼的证明要求，从历史上看，是有变化的，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我们或许可以为今天我们的证明要求找到答案。
（一）诉讼证明的历史变迁
从历史发展来看，人们对诉讼证明的认识大致经历了神示证据制度的神示真实、法定证据制度的形式真实、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实质真实等不同阶段。
神示证据制度，是盛行于古代奴隶制国家和欧洲中世纪前期封建国家的诉讼证明制度。司法决斗被认为是神示证据制度下的主要证明方法之一。与之相应的诉讼模式被称为弹劾式诉讼。在神示证据制度下证明对象的真实与否，不是依靠人类理性的认知和探求，而是通过对诉讼当事人肉体和精神的考验，以考验结果昭示的神意作为案件事实真实与否的判断标准。败诉一方也就是未能通过考验的一方，是司法决斗的失败者。
随着人类理性的觉醒，君主专制制度下的纠问式诉讼程序得以确立，神示证据制度逐渐被法定证据制度取代。法定证据制度，又称形式证据制度，是指法律根据各种证据的不同形式，对其证明力的大小以及如何运用，事先明文规定，法官审理案件必须据此做出判决，而不得自由评判和取舍的一种证据制度。其进步意义在于人类不再将案件事实真实性的判断标准交给神意的主宰，而是诉诸人类的智慧和经验。它表明人类在诉讼实践中已逐步认识到了证据的客观性，并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通过法定证据制度将这种客观性予以客观化。但其也存在弊端，主要表现为忽视了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导致思维的形而上学。
为克服这中弊端，自由心证证据制度应运而生。自由心证证据制度，是指对一切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及其取舍运用，法律不做预先规定，而是由法官根据自己的良知、理性自由判断，并根据由此形成的内心确信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证据制度。其基本指导思想就是认为法定证据制度下人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只是一种“形式真实”，而诉讼证明的目标，应当是符合法官内心确信的案件真实情况的“实质真实”。
（二）对历史变迁的分析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有以下特点：
（1）无论是哪一种证明，都是主观反映客观的过程。
（2）无论是哪一种证明，其目的都在于发现真实，只不过由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对价值的认识不同而对真实标准的设置不同。
（3）人类在诉讼中对证明要求的设置是不断进步的，后一种总是可以克服前一种的缺点。这使得人类对案件事实真实的证明程度在不断提高。
因此，我们所要确立的民事诉讼证明要求一定要比自由心证所证实的真实程度高才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从这一点上说我们过去所确立的“客观真实”的证明要求从理论上看确是一种进步，因为自由心证毕竟还是“主观真实”。但这是否可以实现？
四、对问题的本体考察
要想知道“客观真实”的要求是否可以实现，我们有必要对现有的民事诉讼证明活动做本体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