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某的行为不构成挪用单位资金罪

樊斌杰

陈某系修水县水电建筑安装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职工）。1994年1月10日公司授权公司副经理彭某和陈某办理合同签订、工程结算、负责工程施工等事项。同日，公司与修水县教育局（以下简称“教育局”）签订了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公司经理徐某在法定代表人栏签名，副经理彭某在委托代理人栏签名。1994年1月28日，双方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将合同进行鉴证。合同约定，教育局将教师综合楼（综合大楼）发包给公司承建。由于承建该工程需垫资，公司于1994年2月4日在义宁镇信用社贷款60000元，该贷款于2月5日转入建行教育局26107642账号。1994年9月27日，陈某被公司工程部指派为教育局教师宿舍楼工地施工负责人。公司工程部就该工地的施工管理、工程验收、结算等事项与陈某签订了《合同书》。该《合同书》就双方的责权利进行了约定。公司经理徐某作为鉴证人在《合同书》上签章。该工程竣工后，就结算发生纠纷。1996年6月，公司向修水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支付工程余欠款246463.50元。在诉讼过程中，法院委托九江市建筑工程报价公司对该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结论为该工程总价为1125854.33元。施工过程中已支付93万余元，尚欠19万余元。2001年5月30日，公司与教育局在法院主持下，进行调解，以教育局再支付75000元达成调解协议，教育局已向公司履行。因教育局工程结算产生纠纷，义宁镇信用社的贷款未能按时归还。1996年5月，义宁镇信用社遂诉至法院，要求陈某归还本息45314.2元。修水县人民法院于（1996）修经初字第30号调解结案，涉案义务主体为公司，即所欠贷款本金35000元，利息10314.2元，公司同意在1996年6月30日前付清。1996年12月14日，公司将公司内部建造的罗桥路4号和南崖路94号A、B、C、D、E、F六栋宿舍楼工程以《承包合同》和《建筑工程总承包合同书补充协议》承包给公司工程部，同月20日任命陈某为公司经理助理兼工程部部长，并为基建工程的责任人。公司跟陈某以《承包合同书》和《建筑工程总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确定了双方的责、权、利。该月底，因陈某是教育局宿舍楼工地的施工负责人，法院就义宁镇信用社贷款纠纷案的执行一事找到陈某，要求履行归还未还贷款本息。陈某遂委托匡某代还，答应在他承包公司D栋宿舍楼抵付质保金。1997年1月6日，匡某代还了义宁镇信用社贷款本息45314.20元。1997年9月30日公司将D栋宿舍楼工程承包给匡某，但承包协议中未约定预交质保金。至1999年初在与匡某进行工程结算前，匡某的“质保金”已全部归还。2003年7月21日，修水县人民法院认为：陈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还个人贷款，数额较大，且超过三个月未归还，其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陈某不服，提出上诉。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义宁镇信用社的贷款和教育局综合大楼承包均是陈某个人行为，而不是公司行为，遂裁定维持原判。陈某不服，向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诉。2004年9月15日该院以原判认定陈某犯挪用资金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应予维持，通知驳回申诉。笔者作为陈的辩护人，始终认为陈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如下：
一、陈某用匡某的“质保金”偿还义宁镇信用社借款行为不属于挪用资金归还个人使用。
1、义宁镇信用社借款的借款人是陈某所在单位公司，陈某不是该借款合同法律关系当事人，陈某就该借款无法律上的权利，也无法律上的义务。
2、该项借款用于教育局工地，建行县教育局专用账户26107642的转账凭证可以证实。
3、教育局工地不是陈某个人承包的工地，而是公司承包的工地，陈某只是工地施工负责人，依公司与陈某的授权委托书和工程项目承包《合同书》享受权利，承担义务。
4、匡某的“质保金”不属于本单位资金，本单位对该“质保金”无使用权和收益权。依公司与匡某的合同，匡某无交质保金的义务，公司无收质保金的权利。
因此，义宁镇信用社的借款所形成的债务不属于陈某个人债务，且事后该债务也未转归给陈某，陈某没有偿还该借款的法定义务。陈某用“质保金”偿还该债务不属于还私债。且该“质保金”不属于本单位资金。
二、教育局工程的利益没有归属于陈某
教育局工程于1995年上半年竣工验收交付使用，按法院的委托结算资金，尚欠工程款190000余元（总价1125854.33元，已去付930000余元）。1996年5月，公司委托陈某向法院起诉，2001年5月30日公司经理林某与教育局达成调解协议，教育局支付75000元，诉讼费、鉴定费各承担7500元。2001年6月5日修水县人民法院送达了（2001）修经初字第48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现已履行，款项已被公司领取。因此，从教育局工程的利益归属的角度来说，在陈某用“质保金”归还工程借款时工程利益没有归属于陈某，即公司与陈某的项目承包《合同》还没有履行完毕，双方的最终结算还未完。公司对义宁镇信用社的借款在法律上还存在还款义务。按权利与义务、利益与风险一致原则，公司有义务、有责任归还。义宁镇信用社也有权利请求公司归还。因而陈某用“质保金”归还义宁镇信用社借款是替公司还债，是还公款，而不是私债。
三、教育局楼综合楼工程项目承包《合同书》和南崖路94号，罗桥路4号的《承包合同书》与《建筑工程总承包合同书补充协议》属同一性质的合同。
1994年9月27日公司与公司工程部教育局工地签订了《合同书》，陈某作为工地代表负责土建工程项目的施工任务，并负责催收建设单位的工程款，直至项目验收结算完毕。该合同已明确了合同的性质是项目目标管理合同，属内部管理范畴。1996年12月14日公司与工程部签订了《承包合同书》。1997年3月16日又签订了《建筑工程总承包合同书补充协议》，合同确定了承包形式是采取划块指定负责人承包形式，明确了承包合同的性质是目标管理合同，属内部管理范畴。陈某为负责人，按合同的授权进行操作。比较两次承包行为，其性质均属目标管理合同。如果前面与教育局的行为是个人行为，那么后面与匡某的行为也应当为个人行为，否则，就违背了法律的统一性，而自相矛盾。同时又违反了类似问题类似处理的法治原则，与建立法治社会的理想背道而驰。
按上述理由，笔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违反公司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三项“根据《决定》第十一条规定，公司和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职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构成挪用资金罪”规定认为，陈某没有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利用“质保金”归还义宁镇信用社借款的行为不构成挪用资金罪，一、二审法院认为陈某的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无事实根据。

作者单位：江西东太律师事务所

摘要 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我国民事领域的基本精神与基础价值，是集行为规范、审判准则、立法方针三位一体的民法基础规范。在司法实践中，民法基本原则应该成为法官弥补现行法律规范漏洞和空白、衡平个案正义与公平的基准。民法基本原则的效力发挥离不开法官的创造性司法，同时，法官的自由裁量也必须在成文法的框架下进行。民法基本原则成为连接法官自由裁量与成文法框架的桥梁。当前我国广泛存在着法规教条主义，法官的司法活动死板僵化，亟需在实践中深入探究民法基本原则的效力问题。本文希望从民法基本原则的性质、特征入手，对民法基本原则的效力问题进行一个初步的探究。

关键词 基本原则 司法实践 衡平性 行为规范 审判准则

1986年4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中得到通过。在这个法律文件中，我国民法第一次确立了完全现代意义上的民法基本原则。民法基本原则是贯穿整个民事立法—运作体系的核心原则，它既是公民的行为准则又是指导国家有权机关进行民事立法活动的根本方针。其在民事立法活动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可是，法院在处理一般民事纠纷时，是否可以直接依据民法基本原则来进行裁判呢？我认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民法基本原则不仅是民事立法的指导方针、民事活动的行为规范，更应该成为司法机关裁判民事纠纷的裁判准则。这是由基本原则的意义与立法技术上的特点所决定的，民法基本原则不仅是行为规范与审判准则，更是司法机关进行创造性司法活动（或称法官造法）的法律依据。因此，探讨民法基本原则的效力问题应该包括两个方面：1、民法基本原则的行为规范与审判准则的功能。2、民法基本原则的衡平性。
（一）民法基本原则既是一种行为规范同时也是一种审判准则。
民法基本原则作为贯穿整个民事立法-运作体系的核心原则，理所当然地对民事活动当事人的行为具有指导和规范意义。民事活动当事人首先应该以一般民法规范作为行为准则，当民法规范对有关问题缺乏规范或规范不清时，民法基本原则具有行为规范的功能。但也不排除在民法规范已有规定时，民法基本原则也具有一定的准则功能。行为规范只有同时作为审判准则才能具备法律上的意义，民法基本原则作为行为准则被遵循时，他同时也是司法机关裁判民事纠纷的依据。原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民法基本原则的意义决定了其作为行为规范与审判规范的性质。从原则一词的语义来看，它在英文中同时包括“根本、原初的或一般的真理，为其他真理所凭借”和“被接受或公开声称的活动或行为准则”两种含义。 我们可以知道，原则一词实际上是对法理和根本规范的一种翻译，原则具备法理的含义。法学理论是法律的非正式渊源之一，当然可以成为法官在裁判民事纠纷的依据。台湾地区《民法典》规定：“法律所无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民法基本原则作为一种法理，是民事活动中公认的价值，其被法官加以运用，当然可以成为一种审判规则。
2、 民法基本原则的根本性决定了它作为基本行为规范的地位。首先，民法基本原则体现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在市场经济下的商品经济中，存在着多种所有制体制和利益有差别的多数经营者，交换是商品经济的生命形式，商品生产者通过交换获得自己所需的生活资料和原料，从而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交换的基本特点就是要求公平和等价有偿，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交易一直进行下去。市场经济千变万化，市场经济中的生产、交换、消费都必须有秩序地进行，因此保证经济和公共秩序就显得尤其重要。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的经济，市场经济的参加者只有进行自由选择才能获得最大利益，保障意志自由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自由必须在一定的约束下才是真正的自由，市场的自由竞争呼唤法治和诚实信用的道德作用。民法基本原则中的平等、公平等价有偿和公序良俗，诚实信用，合同自由，法治原则都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市场经济的参与者也就是民事活动的当事人当然应该把体现市场经济基本要求的民法基本原则作为自己的活动准则。其次，民法基本原则同时体现了立法者在民事领域的基本精神与政策。民法基本原则是指导民事立法的指导方针，立法者通过设立基本原则，把自己在民事领域所欲推行的政策和精神贯彻到民法的各个方面和以后的民事立法当中去。因此，在一般民法规范未作规定的情况下，法官就可以根据民法基本原则的要求去体会立法者的精神与政策，进行创造性的司法活动。
3、 民法基本原则的强制力由法官的自由裁量来实现。民法的基本原则有着不确定性和强制补充性的立法技术上的特点。首先，民法的基本原则是一种强制补充式的条款 ，其不论当事人有无约定，其有关部分都当然的成为法律关系的补充。每一种法律关系都必须遵守民法的基本原则，否则无效。这样，民法基本原则的行为准则功能通过强制补充为法律关系的内容的途径得以实现。其次，民法基本原则是不确定性的规定，其行为模式和保证手段均未作出具体的可操作的描述。因此，民法基本原则对法律关系作出强制补充的内容均是模糊和抽象的，它的效力的实现必须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法官通过自由裁量，将抽象的基本原则运用于个案，在具体的个案中作出奖励或制裁的判断，以此来实现民法基本原则保证手段的内容，实现基本原则的强制力。
（二）民法基本原则的衡平性。
衡平，是普通法系中的重要概念，常常作为与普通法相应的衡平法的概念出现。衡平法是英国14世纪通过判例形成的指在纠正普通法失误的法律，英国长期以来存在适用普通法的普通法院和适用衡平法的衡平法院。 但是，这种作为一种法律规范的衡平法仅仅是一种形式意义上的衡平，其实，在实际中还存在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衡平。亚里士多德将衡平定义为：“法律因其太原则而不能解决具体问题是对法律进行的一种补正。”英国法学家克里斯多夫.圣.杰曼认为：“在某些案件中，有必要摒弃法律中的词语，有必要遵循理性和正义所要求的东西，并为此目的而实现衡平；这就是说，有必要软化和缓解法律的刚性。” 我认为衡平是当法律的普遍规定与个案公平发生冲突时，法官抛开法律的字面要求，直接按照正义的要求裁判案件。民法的基本原则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和立法者在民事领域的基本精神和政策，是贯穿整个民事立法-运作体系的基本准则。它是立法者制定各种民事法律规范的指导方针，反映了立法的根本目的。其他一般民法规范都是民法基本原则精神与要求的体现，不过是落实法律目的的手段。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民法基本原则体现了我国民事领域的基本价值,他们构成了我国民事立法的根本考虑和出发点。从法律的位阶角度观察，民法基本原则与一般民法规范具有位阶上的上下从属关系，一般规定必须服从基本原则，后者具有更高的法律效力。多数情况下，一般民法规范和这些根本考虑与出发点都能保持一致。但在个别情况下，如果一般的民法规范不利于纠纷的公正解决，背离了立法者的基本精神和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利益，法官就可以直接运用民法的基本原则进行裁决。这就是民法基本原则的衡平性的特点。法官通过民法基本原则赋予其的衡平权来凌驾于一般规范之上，进行一种创造性的司法活动。
（三）民法基本原则的发挥效力有助于克服成文法的局限性。
大陆法系实行规范主义，即成文法主义。有权机关通过制定民法典和各种民事制定法，使民法领域的各个方面都有具体的法律规范可以依据。但是成文法（制定法）由于是以采用文字为载体的行为规范其本身也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
1、滞后性。法律规范是立法者对社会关系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的预设，但由于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一成不变的法律规范当然跟不上社会的发展。但是不断的修改法律，又会破坏法律的安定，损害法律的权威。
2、法律规定的不周延性 法律规定应当是适用于所有人的，并且应当适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使人们的各种行为都有法可依，各种社会关系都受到法律的约束。但是立法者并不是万能的，所谓“挂一漏万”，正是体现了法律的不可周延性。法律不可能规范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3、法律是根据社会的普遍性的情况而规定的，它不可能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故此有时法律的规定会造成个案的不公正。
民法的基本原则由于其模糊性和衡平性，而赋予了法官以自由裁量权和衡平权，法官可以凭自己的智慧根据民法基本原则体察立法者的基本精神与政策，进行创造性的司法活动。同时，这种自由裁量是在法律规定的空间中进行，极大程度上杜绝了法官滥权。民法基本原则是包涵于民事成文法典中的法律规范，根据基本原则实施的自由裁量，是在成文法的制度体制下进行的，它可以避免判例法制度中存在的法官滥权和法律内容庞杂的缺陷。根据民法基本原则进行自由裁量可以中和成文法制度与判例法制度的优缺点，是调和两大法系矛盾的伟大创造。
（四）在实践中运用民法基本原则时可能产生的矛盾。
一、法官和法律之间的矛盾
在司法实践中充分的运用民法基本原则，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但是要充分注意法官和法律关系。法官的自由裁量和衡平都必须在有成熟的成文法体系下进行，法官的自由裁量和衡平不是凌驾于法律之上，而是在法律的普遍性框架下注意个案的特殊性。台湾学者王泽鉴认为，民法基本原则这样的概括条款可能会带来三个“遁入”
1、 立法的遁入：立法者不作必要的利益衡量及探究判断基准，径采概括条款的立法方式。
2、 司法的遁入：即法律适用时，法官不探发现具体规范，径以概括条款作为请求权基础。
3、 法律思维方式的遁入：即思考问题时，不穷尽解释适用或类推适用的论证，径以概括条款作为依据。
因此，对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必须加以合理的利用，在充分发挥法官在个案中的创造性的同时也要注意对法官滥权的防止。首先，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要加以一个范围，在民法有具体规定时，法官不得利用自由裁量抛弃具体规范而径采基本原则。对于同一事项，一般民法规范和基本原则都作出规定时，优先适用民法的一般规范。其次，是对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法官的要求。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基础是要有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提高法官的业务素质，思维能力，道德认识水平十分的必要。
二、衡平与正义的矛盾
正如前文所进行的论述，民法基本原则具有衡平性，因此，法官裁决民事案件时就可能抛开具体的民法规范不顾而直接采用民法的基本原则以实现个案的正义。但是，法律必须普遍化，也就是说每个人对法律的适用都必须是平等的。法律无须适用于每个人，但法律必须适用于每个未成年人或每一个杀人犯，这就是法律的正义。存在衡平法，就意味着存在无法适用法律的个别，如果法官滥用了这种衡平的权利，无疑将破坏法治的原则，破坏法律的正义。正如考夫曼所言：“一个独特的事件，一个完全自我观察或评价，此可能不是衡平。此可能是恣意以及——荒谬地——是怜悯，而怜悯在正义中实际上是被排除的，因为怜悯光芒超越正义与不正义，而同等照耀着，相对于此的是正义，与相同的衡平，每一个人与他人关系上应予以区别。” 法官在依据民法基本原则行使衡平权对个案进行审判时应该注意到“法外开恩”与法的平等性和普适性的关系。法官的衡平不是完全脱离法的例外，而是必须紧紧依据民法基本原则，体会立法者的民事精神和现行市场经济的根本利益，本着正义与公平进行裁判。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一样，法官进行衡平的权利也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