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林业局


国家林业局文件

林资发〔2008〕170号


国家林业局关于加强森林凋落物及腐殖质开发利用管理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厅（局），内蒙古、吉林、龙江、大兴安岭森工（林业）集团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
　　森林凋落物及其形成的森林腐殖质是森林土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森林涵养水源、减缓地表径流、维持土壤肥力、保持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为保护森林资源，保持林地生产力，维护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现就森林凋落物及森林腐殖质管理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禁止商业性开发森林凋落物及森林腐殖质。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各级林业主管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批准森林凋落物及森林腐殖质的商业开发，森林经营单位和个人也不得擅自采挖销售，确保森林土壤的完整和生态安全。已经开发、采挖的，要一律停止，并限期恢复。
　　二、对森林凋落物及森林腐殖质开发活动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各地应立即组织开展一次专项清理，摸清森林凋落物及森林腐殖质开发的数量、地域分布、利用程度和加工贸易情况，并对开发造成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做出科学、客观、全面评估。清理情况请于11月底前报送国家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司。
　　三、加大对森林凋落物及森林腐殖质的保护管理。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将森林凋落物及森林腐殖质纳入森林资源保护范畴依法进行监管。对本通知下发后仍违规进行开发利用的单位和个人，要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造成林地、林木严重破坏，构成犯罪的，一律移送司法部门依法查处。



　　　　　　　　　　　　　　　　　　　　　　　　　　　　　　　　　　　　 二OO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民族法制研究的拓新之作——〈金律研究〉评介

王威(西南政法大学科研处处长)

民族法制史研究，在中国法律史学和民族法学研究领域，乃是最薄弱的环节，迄今对此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寥寥无几。这不仅制约了民族法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也与少数民族政权法制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极不相称。有鉴于此，作者在完成国家"七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国法制通史》相关课题的基础上，历时四载，撰写了《金律研究》一书。1995年，本书获台湾"中华发展基金"资助，由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向海内外发行。这是大陆学者在台湾出版的第一部关于民族法制研究的著作。

本书分绪论、金朝法制总论、行政法律研究、刑事法律研究、民事法律研究、经济法律研究、司法组织与诉讼法律研究七个部分及附录金朝法制大事记，共计约20万字。它以12世纪初至13世纪前期中国北部各民族之间交互关系的历史演变进程为背景，对金朝立法建制进行了系统的多层面的探讨；尤其对女真民族传统法思想的异化，金律之渊源，金律作为封建特权法和民族统治法的二元制特色，金律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地位，金朝立法建制的得失，以及金朝法制在女真人入主中原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调节民族关系，保障社会秩序的安定，调控社会经济关系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诸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富有新意和开创性，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其中突出的有三点：

第一、作者通过民族法制断代史的系统研究，向中国法制史研究中传统的"华夏正统"观提出了挑战。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华夏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经常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或入主中原建立统治全国的政权，或控制中国部分地区与汉族政权长期并峙。然而，迄今为止的多数法制史论著，受"华夏正统"观念影响，除对元、清法制稍加注意外，其余少数民族政权法制倍受冷落，或只言片语一笔带过，或只是对其中野蛮落后的内容痛加挞伐，却置其法制上的创新和建树于不顾。本书以充分的史实显示，女真族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以开放的姿态吸收和融合了汉族及其它各族文明的精华，对异质文化博采兼纳，形成以儒家思想居主导地位的多元一体的金文化。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金朝立法上采唐宋之制，参以女真传统习惯法中适用的规范，形成具有多元特色的法制，对元朝立法影响深远。可见金律与两宋法制在中国法制史上并列于上承汉唐，下启明清的"正统"地位。
第二、
突破了法律史学偏重立法研究，漠视法律适用考察的旧模式。在法律史学领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误区，即偏重立法研究，满足于对法律法规，特别是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基本律典的结构、条文作"静态"评介，而对于这些书面的法律法规是否施行，在施行中有无变化，实施后产生的效果如何，则漠然置之，或轻描淡写，或完全未予涉及。这就使法律史研究失去了活力和作为一门学科的完整性、科学性。本书为突破上述误区作了富有成效的尝试。一方面，在立法上不仅作墨于具有代表性的主要律典《泰和律义》，而且注意考察其定型前后颁行的所有法律法规。作者以为，《泰和律义》虽然堪称金朝立法成就的集中体现，却不能反映此前九十余年间金律发展演变的历程，无法显示金朝120年间立法建制的全貌。此前制订的法律法规，都是有金一代长期通行的成法定制。另一方面，又放眼于金、辽、宋、蒙古汗国之间国家关系的广阔背景，结合金代民族斗争和融合的现实状况，从"动态"的角度对金律的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规律进行"全方位"的探索；并尽可能地搜辑散见于史籍中的案例，以实证各类法律在施行中的变化及所产生的社会功用。作者指出，在金朝统治比较稳定的时期，存在着颇为完善的法律施行保障机制。如在职官管理，惩贪倡廉，土地赋役，商贸管制等方面，立法周详，执法严格，成效显著，值得总结和借鉴。

第三、本书就金朝法制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以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学术界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例如金朝法制的民族特色问题。学术界通常认为，随着女真族封建化的完成，金与唐宋之制已基本达成一致。本书以为，在民族融合的进程中，尽管儒家思想逐渐占居了主导地位，并对金朝立法建制产生了重大影响，但那些女真民族与生俱来的传统观念仍然保留下来，深深置根于女真人心底，顽强地反映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使金朝典章制度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在法制上，女真民族习惯法始终固守着传统的领地，如婚姻立法对于华夏历代王朝法律和礼制所禁止的同性为婚、冒丧嫁娶、良贱通婚等行为及"收继"婚俗，或长期放任，或沿用不革。行政立法中具有部落贵族议事性质的勃极烈制、地方政权军政合一的猛安谋克体制，经济立法中的牛头税制和通检推排法等，都在金法制中占有重要地位。

又如，一般论著对于金代物力通检推排法的施行，都批评为对劳动人民的掠夺和搜刮。而本书认为，金朝定期普查民户财力的通检推排法，旨在均平赋役，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是针对家资殷实，仗恃权势逃避赋役的官豪和新贵，对深受物力少而赋役重的困扰的贫穷民户则利大于弊。他们有可能摆脱产去税存的窘况，不能因某些执行官吏不法扰民的行径而否定通检推排法的社会功用。
此外，本书还十分重视资料的选择和运用，对于未经信史佐证的史料取审慎态度，凸现出作者立论谨严，求实求真的治学之道。
(刊于《现代法学》1996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