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回放】

被告人章建尧与被害人王某（女，殁年24岁）曾谈过恋爱，后二人因故分手。2011年1月至3月间，王某因其前男友涉嫌经济犯罪等原因陆续将139万余元钱存入以章建尧名字开户的中国农业银行卡账户内并委托章建尧保管。章建尧在王某不知情的情况下陆续从该卡中取出约50万元用于购买汽车、偿还个人债务、借与他人等。为非法占有王某委托保管的全部钱款，2011年4月21日15时30分许，章建尧向朋友借用一辆别克商务轿车，并准备了麻袋等作案工具，开车将王某带至浙江省绍兴市夏履镇吃饭，后于当日18时许将王某带至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华峰村上山岭水库堤坝处，在车内猛扼王某的颈部，致王某机械性窒息死亡。后章建尧劫取王某现金3000元左右、玉手镯一只及手机一部，并将王某的拎包、皮夹和会员卡等物丢入水库内。随后，章建尧将王某的尸体装入麻袋，在萧山区义桥镇将尸体抛入浦阳江内。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认为，被告人章建尧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暴力手段劫取他人数额巨大的财物，并致被害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被告人章建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依法惩处。最终，法院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章建尧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一审宣判后，章建尧提出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已于2012年6月28日核准被告人章建尧死刑。

【各方观点】

对于抢劫罪而言，抢劫数额是重要的量刑情节，抢劫数额巨大还是法定刑升格的法定情形之一。实践中，准确地认定抢劫数额，是对抢劫罪正确裁量刑罚的前提条件。对于一些并非当场取得财物的抢劫犯罪，如何认定抢劫数额，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争议，一些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也往往以财物并非当场取得为由进行辩护。为了准确地认定抢劫数额，不能仅仅将行为人当场劫得的财物计入犯罪数额，同时要认真分析行为人的暴力、胁迫行为与夺取财物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只要存在上述因果关系，就应当将相关的财物计入抢劫数额。本案就是基于因果关系的判断而认定抢劫数额的一个典型案例。

公诉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章建尧为非法占有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财物，采用暴力手段杀死被害人，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被告人章建尧抢劫前私自使用和抢劫后非法占有的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钱款均应计入抢劫数额。

被告方：被告人章建尧对其杀死被害人的犯罪事实无异议，但辩称其系当日与被害人言语不和而临时起意杀人，并非为了占有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财物而杀死被害人。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章建尧案发前使用的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50万元钱以及案发后取出的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40万元钱，不应计入抢劫数额。

一、二审法院：被告人章建尧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劫取被害人数额巨大的财物，并致被害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被告人章建尧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使用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50万元钱用于购买汽车、归还个人债务等，根据其家人证明的家庭收入情况，章建尧根本无力偿还上述钱款；章建尧杀死被害人后又将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40万元钱款转入自己的其他银行卡中，其行为明显具有占有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所有钱款的主观故意，因此，应当将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所有钱款计入抢劫数额。

【法官点评】

抢劫行为与获取财物相分离时应基于因果关系来认定抢劫数额

1．抢劫数额的认定应当基于抢劫行为与获取财物之间的因果关系

我国刑法理论常常强调抢劫罪具备两个“当场”的条件，即当场实施暴力、胁迫和当场取得财物，因此一般认为抢劫罪的犯罪数额是指行为人当场从被害人处劫取的财物。对于典型的当场劫财型犯罪，上述观点并无不当。但是实践中经常出现抢劫行为与获取财物相分离的情形，例如行为人基于概括的抢劫犯意采用暴力手段杀死被害人后，发现被害人的钱包中有500元钱，同时还发现一张银行卡，该银行卡背面写有取款的密码，行为人随后从该银行卡中取出1万元现金，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抢劫过程中故意杀人案件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的规定，行为人为劫取财物而预谋故意杀人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在上述情形下，显然不能仅将行为人现场劫取的500元现金计入抢劫数额，而是应当一并将行为人从被害人银行卡中取出的现金计入抢劫数额。

抢劫罪中的劫取财物行为，意味着行为人采用暴力、胁迫等强制手段压制被害人的反抗，进而从被害人处非法获取财物，因此，抢劫行为与获取财物行为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只要能够肯定上述因果关系，就应当将行为人从被害人处非法获取的财物认定为抢劫数额，因此抢劫罪的犯罪数额并不限于“当场”取得的财物。有观点指出，对于抢劫罪的认定，取得财物不必具有当场性。退一步讲，即使将“当场”作为强取财物的要件，对于“当场”的理解也不能过于狭窄。如果对抢劫罪中的“当场”作广义的解释，那么最终的立足点仍然是抢劫行为与获取财物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对于以杀人为手段夺取被害人财物的抢劫杀人情形，抢劫行为与获取财物行为之间不要求具有时间、场所上的连接性。当然，如果行为人获取的财物和抢劫行为无关，对于该部分财物的获取不应当构成抢劫罪。此外，抢劫罪是状态犯，行为人抢劫既遂之后的处分赃物行为，只要没有侵害其他法益，就应当被视为不可罚的事后行为。

实践中，对于抢劫杀人情形，由于抢劫财物的时候被害人已经死亡，因此如何看待对财物的占有仍然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在被害人死亡的情形下，行为人所劫取的财物是对继承人或者死者占有的侵害。不过一般认为，在上述情形下，由于杀害被害人本身就侵害了被害人的占有，且杀人行为是侵害死者生前占有的财产的实行行为，因此，即使行为人是在被害人死后才完全取得财产的占有，也应当视为对活着的被害人的占有的侵害。对财物的占有作此理解，实际上也是基于抢劫行为与获取财物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来认定抢劫数额的必然结论。

此外，实践中经常出现行为人劫取被害人车辆后使用或者毁弃的情形，上述情形下被害人车辆的价值是否应当计入抢劫数额，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一般认为，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抢劫被害人车辆的故意，例如行为人意图抢劫车辆后贩卖或者使用，即使行为人随后因无法销赃而丢弃或者销毁车辆，也应当将该车辆的价值计入抢劫数额。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并无抢劫被害人车辆的故意，例如只是驾驶被害人车辆逃离现场，随即丢弃该车辆，则不能将该车辆的价值计入抢劫数额。

2．应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犯意和客观行为来判断抢劫行为与获取财物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实践中为了准确判断行为人的抢劫行为与获取财物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而准确认定抢劫数额，应当认真审查行为人的抢劫犯意以及具体的实行行为，按照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来确定行为人是否在抢劫犯意的支配下实施了具体行为，并获取了相应的财物。

对于行为人主观犯意的认定，不仅要认真审查其认罪供述和辩解，而且要结合其具体的犯罪行为来加以分析。如果行为人以概括的抢劫犯意实施抢劫行为，那么其所劫取的所有财物都应当被计入抢劫数额，同时，对于以杀人为手段劫取被害人财物的抢劫杀人情形，行为人可能会对自己获取财物的行为作出辩解，仅承认杀人的故意而否认有抢劫的故意，此时就需要结合行为人在犯罪前后的具体行为来综合判断其是否具有抢劫的故意，进而对犯罪性质作出准确的认定。需要指出的是，行为人获取并处理被害人财物的情况既是判断犯罪性质的客观前提，也是在被告人构成抢劫罪时认定抢劫犯罪数额的重要依据。

本案中，被告人章建尧此前与被害人王某谈过恋爱，关系很好，王某将自己的139万余元钱存入以章建尧名字开户的中国农业银行卡账户内并委托章建尧保管。章建尧在王某不知情的情况下陆续从该卡中取出约50万元用于购买汽车、偿还个人债务、借与他人等，经查，章建尧并不具备归还该笔钱款的实际能力。随后，章建尧准备了作案工具麻袋，并在自己有车的情况下向他人借用车辆，约上王某外出吃饭，后将王某带至比较偏僻的一个水库堤坝处，在车内采用扼颈手段杀死王某，并用事先准备的麻袋装上王某的尸体抛入江中。章建尧杀死王某后，又分别从王某委托其保管的银行卡中取出40万元钱。

从被告人章建尧实施的整个犯罪行为来看，章建尧的行为并非单纯的故意杀人，而显然是有预谋的杀人劫财行为。虽然章建尧所非法占有的财产是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财产，案发前一直处于其实际保管之下，但这并不影响抢劫罪的认定。实际上，章建尧正是通过杀死被害人的手段取得对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财产的非法占有。章建尧归案后亦供认其为了非法占有被害人的财产而杀死被害人，尽管其此后又辩解自己是临时起意杀人，并非预谋劫财杀人，但其客观的犯罪行为包括预谋犯罪、准备犯罪工具、逃避侦查及事后从银行卡中取款等，能够表明其具有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故意，其认罪供述所反映的主观犯意是真实的，因此应对章建尧以抢劫罪定罪处罚。

就抢劫数额而言，被告人章建尧在被害人王某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使用被害人委托保管的大笔钱款，为了非法占有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全部钱款而经预谋杀死被害人，后又从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银行卡中取出40万元钱，这些行为都足以表明章建尧的主观目的就是为了非法占有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全部钱款。因此，应当将被害人委托章建尧保管的全部钱款计入抢劫数额，章建尧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理由不能成立。一、二审法院基于抢劫行为与获取财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抢劫数额是正确的。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从个案判决看银行如何维权
作者: 冯明超

目前有关金融机构防范风险、控制不良贷款的学术论著很多，但笔者结合在金融界引起巨大震动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几个判例，谈谈如何理解担保法、银行如何审查抵押合同、合规放贷和维护自已的合法权益。
案例1、公司为其股东担保无效。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诉湖北幸福集团公司、湖北幸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人) 债权债务转让合同纠份，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幸福集团公司偿还欠款360万美元及利息35.512美元；并由担保人幸福股份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幸福集团偿付温州国投本金360万美元及利息；驳回温州国投对幸福股份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温州国投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幸福集团公司是幸福股份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债权人温州国投对幸福股份公司为其股东幸福集团公司提供担保，应是明知的。温州国投与幸福股份公司签订的担保合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60条“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 以及本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关于董事、经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 之规定，判决双方所签担保合同无效。
该案无论在司法界还是金融界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司法界就有不少的专家学者提出尖锐的批判，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对《公司法》第60条三款“董事、经理”扩充性的解释为“公司及公司董事会” ，这种论理解释违背了司法解释一般原则; 同时也违背了确认合同效力遵守法定主义和严格主义的立法原则。金融界惊呼将直接牵涉到近400家上市公司的担保合同效力，仅涉及到四家国资银行就有近500亿元的担保贷款是否有效，能否安全收回，银行如坐火山口上，但上市公司为股东在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势头还在曼延，仍有上升趋势，银行面临巨大的风险，证监、会银监会更是忧心忡忡。
笔者认为银行必须严格审查担保人与被担保人之间的关系，应要求担保人提供工商登记档案、公司章程。股东大会决定为其股东提供担保是合法有效的，但股东大会决议的形式和实质要件不符合公司法规定的，不得签订担保合同、发放贷款。

案例2、抵押登记机关审查不严，造成收贷无望，银行可向登记机关索赔。1995年南昌市天龙实业集团（简称天龙公司）以购买货物需流动资金为由，向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申请贷款700万元人民币。天龙公司向江西分行提供该公司在南昌西湖区2500平方米的房屋作抵押，并在江西省南昌市房产管理局办理了登记手续，进行估价，以市值的75％评估抵押房产的价值为6535643元。双方签订了700万元的借款合同，并约定了借款期限、贷款利率。在江西省分行向天龙公司三次共发放贷款700万元后，南昌市房管局函告江西分行: 天龙公司未在房屋产权监理处办理房屋产权证书，即天龙公司用假产权证办理房产抵押贷款手续。
江西省分行次日收回天龙公司尚未使用的贷款88.5万元，同时南昌市公安局对天龙公司使用假产权证诈骗贷款一案立案侦查，追缴部分实物价值15万元，另追缴到贷款利差款96万元，最终给江西省分行造成实际损失450.5万元。
江西省分行向南昌市房管局提出行政赔偿申请，南昌市房管局在法定期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遂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讼诉，要求南昌市房管局赔偿实际损失450.5万元及利息。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南昌市房管局赔偿江两省分行贷款实际损失4504000元的60％，即2703000元; 驳回江西省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南昌市房管局不服判决，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后判决，变更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为: 由南昌市房管局赔偿江西省分行人民币247775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自1995年9月26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 。
评析及意义。办理房屋抵押登记是房产行政主管理部门履行房屋产权产籍行政管理的一项法定职责，南昌市房管局在履行抵押贷款登记行政职权过程中，未认真审查天龙公司提交的抵押房屋产权证书与该房屋所有权证存根及档案记录内容是否相符，也未认真查对权证与印章真伪，未尽必要的注意义务，错误认定天龙公司对该房屋拥有产权，并进行登记，江西省分行基于对房产登记机关所办抵押登记行为的信赖，认为是无风险放贷，才向天龙公司发放了贷款。南昌市产管局的违法行为客观上为天龙公司骗取贷款提供了条件，其违法出具他项权利证明的行为与江西省分行财产损失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和因果关系，依照《国家赔偿法》应承担过失赔偿责任
而江西省分行未按项目调查、项目评估评程序的要求认真审查天龙公司的资信情况和履约能力。贷前审查工作存在过失；收放贷款违反了一般不超过抵押物市值60％发放贷款的规定，因此江西省分行对造成损失自身存在明显过错，依法应减轻南昌市房管局的赔偿责任，自行承担2027250元损失。
本案给银行展示的意义，一是在国家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登记职责时，未尽必要注意义务，给银行收贷造成损失，应依法向其索赔，维护自已的合法权益；二是银行必须合规放贷、严格对抵押物权属、价值以及实现抵押权的可行性进行严格审查，否则将会承担不利于自已的法律后果。

作者单位: 四川法银律师事务所
联系: 028-88057681, 13088086906
2003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