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与司法改革
王利明

　　讨论司法改革，首先要搞清楚我们司法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朝着哪个目标进行司法改革。近年来，各地法院司法改革确实迈出了可喜的步伐，而且卓有成效。但是，每一个地方的做法并不一样，有的做法是好的，有的做法是否符合我们改革的目标还值得探讨和研究。如：有关院长接待制，是否符合司法独立性，还有待进一步的思考。
　　我个人认为，司法改革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第一，司法改革的目标是进一步增强司法的独立性。这个司法的独立，是从体制上考虑的，有人认为这是整个体制完善的关键，我同意这种看法。同时我想强调，司法独立不仅是体制完善的问题，而且是一种公正的程序，它是正当程序的表现。就是说：当事人打官司好比是一场竞技比赛，法官实际上是裁判，(从民事上讲)当事人好比是比赛的双方，法官作为裁判，假如在吹哨时不是独立的，受多种因素影响等等，那么这样的法官来吹哨可能就是黑哨，不是公正的裁判。因此，裁判的公正、独立才是整个比赛获得公正的前提，应当从这个意义上考虑司法独立。没有公正的程序就没有司法独立，从程序的意义上来理解它，它的价值是无法估计的。很多同志都提出，我们的传统是重实体轻程序，这对我们观念的影响是不是根深蒂固的?在程序的公正方面，我们缺乏这种观念，这可能是东方法律与西方法律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在审判实践中，重实体轻程序这种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所以我们现在如果特别强调程序的公正，当然首先要强调司法的独立。
　　在当前，中国强调司法独立，要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首先，要处理好与立法机关的关系。我们通常讲司法机关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它的含义如何理解?有人把它理解成上下级隶属关系，这种理解是不对的。向人大负责的本质含义是，就严格执法、公正裁判这一点上，司法机关履行了职责，就是最好的对人大负责。这里讲的对人大负责，就是对人民负责、对法律负责，决不是行政上下级隶属关系的负责。人大的监督，我认为是事后的、间接的、抽象的、一般的监督，同时这种监督是集体性的。这里特别涉及到人大是否对个案实行监督的问题，这曾在全国人大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我个人是不太同意这种提法。首先，它无法确定个案监督的范围。如重大案件的标准很难界定。其次，从民事角度上，我们强调个案监督表面上看是加强了人大的权威，但实际上，使人大从最高的监督机关成为处理个案的具体机构，这可能就降低了人大的地位。而且从民事方面来说，人大陷入到具体的民事案件后，将会陷入到无止无休的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纠缠之中，如果支持一方当事人，那么另一方当事人就会无止无休的找你，甚至上访，这样就会极大地损害人大的权威。特别是如果人大作出一个错误的决定，就会涉及到国家赔偿问题，这样就会使人大处于一种很难堪的境地。同时，个案监督会有损司法的独立性，因为如果最后由人大来决定个案的裁判，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代行司法权力，这的确同我国宪法的权力分工原则不相适应，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司法机构行使职权，这恐怕对加强司法独立不会有更大的好处。特别从程序正义、程序公正的角度讲，假如我们允许人大对个案监督，那么对这个程序如何设计，将会遇到很大麻烦。如果从程序正义的角度讲，在没有一套公正的程序保障的条件下，是不是能够获得真正的正义，我觉得这还是值得研究的。如当事人如果对人大的决定不服，如何给当事人以救济，并且以什么程序给予救济，怎么去上诉等，它都没有一套公正的程序，在没有公正程序保障的情况下很难达到预期的正义的效果。总体上，我认为司法公正问题，最终要靠司法机构内部制度的完善和整体上提高法官素质来解决。当然，外部监督不是不重要，也很重要。
　　其次，要处理好司法与行政的关系。按照WTO的要求，要强化司法的独立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行政机关不能调处任何纠纷，关键是行政机关有没有最终解决纠纷的权力。让谁最终解决纠纷，这是关键。行政和司法的界限必须明确，只能由法院拥有解决纠纷的最终权力，如果这个问题不能明确，行政机关拥有最终解决权，这就不符合WTO的要求，同样也很难说是符合法律的要求。从实践来看，在这方面确实还有许多的问题值得探讨，如有的地方规定，企业在撤销以后，由行政机关组织清算小组清算，这个规定是不是合法值得讨论。但是我们必须明确，行政机关无权这样做，而且这样做会使行政机关陷入到将来的民事争议程序中去，表面上看是扩大了行政机关的权力，实际上会造成无止无休的麻烦。这里的关键原因是，它们不是最终解决纠纷的机构。这样的问题最终只能由法院决定，清算小组应该由法院决定，怎么能由行政机关来决定呢?现在就出现了不少行政机关被起诉的情况，这就是没有划清行政和司法的界限。分清这个界限，从实践来看，要正确区分行政职能和司法职能的界限。司法不能受制于政府配合行政中心任务的目标，如基层人民法庭有的成了地方政府的具体执行机构，配合政府从事计划生育、收粮征税等工作，有损于司法机关的形象，还有一些地方司法机关和企业搞共建，这也可能影响司法公正。以上两点是从外部独立来说的。
　　从内部独立来说，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是，司法独立，是不是仅仅指法院的独立?法官的独立是不是包含在司法独立特有的范畴里。法官个人在行使司法审判权时，是否处处都要征求领导的意见，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确实我们承认目前我们法官的整体素质不高，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司法独立不仅仅是法院的独立，而且还应体现为法官的独立，即法官行使审判权的独立。在独立行使审判权这一点上，法官都应当是平等的。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司法领域行政权和司法权不分的现象十分严重，应该讲在一定程度上行政权代替司法权，这两个问题的界限也没有划分得特别明确。我们当前的司法改革，首先涉及的是审判委员会的功能问题，这一问题一时间引起很强的争论。我个人认为审判委员会对于保障裁判的公正、审判的质量，在历史上确实发挥过重大的作用。但是，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当前按照司法现代化的要求，审判委员会的功能恐怕需要重新探讨和认识。我觉得从程序公正的角度上讲还是存在一些缺陷的，因为按照程序公正要求，应当有回避制度，但是在审判委员会存在的情况下，当事人很难做到申请谁回避；按照公正的程序，当事人应当有当面陈述的权利，但是在审判委员会存在的情况下，当事人很难实现这种权利；按照公正的程序，审判应当公开，公开是最重要的公正程序，但在审判委员会存在的情况下，这些都很难做到。特别是，我们考虑到，过多地由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使法官产生办好办坏与自己无太大利害关系的心理，对公正裁判案件缺乏强大的责任心，这样就造成即使这个案子出现问题，也是由集体负责，集体负责实际上就是无人负责。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实行的“错案追究制”，在实际中效果很小，与这一点恐怕也有关系。集体负责实质上是无人负责，因为你不知道应该对谁追究责任，长此以往，是不利于我们法官队伍整体素质提高的。这是一个连环套，越加强审判委员会的职能越不利于提高法官的素质，法官素质不高又要更加强调审委会的职能。我认为倒不如实行法官独立责任制，真正的由法官独立行使职能，独立行使审判权，由法官对自己的裁判负责，这样才能形成巨大的压力，来促使他不断地上进，从而保证法官独立后的裁判公正。所以，我认为我们改革不应强化审判委员会的职能，而是尽量弱化它的职能，充分强化法官独立审判责任制。
　　第二，司法改革应当强调司法的权威性。对于这一点，在实践中，认识很不够，不仅是群众，有些领导干部，甚至是中层以上领导干部认识也很不够。其实我们讲法治，最终要明确司法的权威代表着法治的权威；司法没有权威，法治就谈不上权威。如果我们要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的基本要求，就必然而且必须要提高法院的地位，使司法成为解决法律争端最权威、最具有约束力的方式。而政府行为和私人行为对法律的依赖，应当转化为对法院的依赖，法院应当不仅是独立裁判的机构，而且是督促机构和个人严格守法的机构。司法什么时候有权威了，我们国家的法治什么时候才真正有希望了。所以强化司法的权威性，应当作为我们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那么这里有几点需要讨论。
　　第一，对法院生效的判决必须执行，不能以实事求是等名义对生效的判决反复提审、反复查处。有一个案件经过六次审判，最终还是回到最初的结果，有的甚至出现七、八次审判。对于这一点，有的学者批判我们的裁判没有终局的效力，这一说法不一定对，但是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提审、复查等制度中所存在的问题。我不是说程序上讲它不符合程序正义，但从司法的权威性上讲，这是严重损害司法权威的。如果一个领导批个条子说复查，这的确损害司法的权威。另外，对二审以后进入审判监督程序的，程序已经走完了，我们只能推定这个裁判是公正的，我们没有办法确定经过多少次审判，最后确定的结果才是公正的，只能认为经过了这个程序，最后推定它是公正的。这种多次重复进行审判的作法不仅影响生效判决的效力，而且是一种严重浪费司法资源的行为。
　　第二，我们讨论司法权威，是不是说法院什么都管，什么都能管。我认为法院既然是解决纠纷的最终机构，那么所有的纠纷都应该提交到法院来解决；司法在任何时候，权限都是有限的，所以美国讨论可司法性问题，就是说某一纠纷它能不能到法院来解决。过去我们对这一问题讨论不够，后来有几个案件涉及这个方面，大家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如北大那个告学位委员会的问题，我觉得如果纯属学术的问题，司法界不宜过多地介入，除非它违反了一种程序，那么应该给予一种司法的救济。但是，如果假如说纯属一个学术的评判，我看司法最好不要介入，否则司法代替了一种学术的评判，这是一种比较危险的作法。司法在任何时候，它的权限都是相对的、有限的；同样，司法的资源也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我们非要管一些我们根本就管不了的事情，那么执行起来也是相当困难的；最后，管的执行不了的话，也会损害司法的权威性。所以，我认为法院不是什么都能管。什么都管，不一定会强化司法的权威，可能会损害司法的权威。
　　第三，加强司法的权威性，要注意提高法官的职业道德。守法是对于一般公民的基本要求，法官不仅仅是一般的公民，对他不仅仅是一般的要求，从事这种职业具有特殊性，对他应有特殊的要求。一般公民可以广泛地交朋结友，而法官则不能，弄得不好就会陷入到人情案、关系案中。一般公民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对于法官可能恐怕要有更高的要求。这确实是一种自律问题。我认为假如你要当法官的话，可能就要陷入孤独的一群，这个意思就是说，法官不宜介入太多的社会关系，太多了对于法官的独立、法官的形象、法官的权威可能都有些损害。我们过去对于法官过分强调平民化，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要密切联系群众，这在当时来说是对的，但这与当代社会司法现代化的要求是不太符合的。法官要保持他的权威性，特别是在上级法院，确实不是什么人都能做朋友。只有做到让人见到法官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这样我们的司法才会更有权威。
　　第三，应当强化司法的统一性。当前司法权隔裂的现象比较严重，有的地方法院，按照有些学者的观点确实成了名符其实的地方法院。对于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我个人认为确实还没有根本解决，在个别地方甚至是越来越严重，特别是表现在执行方面尤为突出，所以解决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问题是当前解决司法公正的重要一环。当前，我们强调法院垂直领导十分必要，这对于解决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应当能够起到它应有的作用。但是，仅仅通过强调强化这种垂直领导是不够的，还应当从人、财、物等各个方面来隔断司法和地方的密切联系，真正保证司法的独立和公正，保障司法权在全国的统一。首先从人事制度方面，我国宪法规定，各级法院院长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我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提名必须都由同级人大来解决。当然，现在我们不可能修改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在不违反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情况下，我觉得是否可以考虑提名由上级人民法院来决定，最后选举产生的权力归人大。但是这个提名的权力是否适当的与地方分离，由上级法院来决定，应当非常必要。其次，从经费管理体制方面，我们目前的经费管理缺乏统一的法定化的标准，不同的地方法院待遇不一样，因为当地的经济情况不同，办案条件等等情况也不一样，这种现象不仅造成了法官之间的一种不公平，而且不利于法官之间的交流；所以我个人认为法官的待遇，包括办公条件等等都应当法定化，尽可能地法定化，这现在看来是非常困难的，但应当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同时，在财政预算方面也应该有所改革，当然现在要实现司法机构的独立预算是十分困难的，但完全由地方来供给法院资金看来是有问题的，这与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有着不可分隔的联系，所以，我呼吁在这方面有所改革，尽可能地由中央财政统一拨付。关于法院设置的改革，现在也是讨论得非常热烈，有的建议要设置大区法院，或者使法院系统的设置与行政区划不完全一致，这都是很好的建议，我觉得可以借鉴。
　　第四，完善审判方式和程序。我国审判方式的改革虽然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仍需要进一步深化。改变的目标是适应严格执法和司法公正的要求，建立一套公正的、公开的、民主的、高效的审判程序制度。鉴于原有的超职权主义的审判方式既不利于追求客观的真实，也极易导致司法的腐败，所以我国审判方式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要加强法官的职权，而是要弱化法官的职权和作用，强化当事人参与诉讼活动的程序权利和作用，认真落实公开审判制度，禁止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单独接触一方当事人，贯彻调解的自愿原则，减少法官依职权所从事的调查取证活动。庭审方法要从询问制向对抗制转变，审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独立负责和责任制，判决书应当详细阐述判案理由并应当公开出版，尤其是在法院内部的审判机构的设置方面，也应当促使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离，废除所谓对案件的裁判实行“层层把关、层层审批”制度，逐步落实合议庭的职权，同时要改进审判委员会制度，使审判委员会从讨论和决定过多的案件中解脱出来，工作重心放在宏观的审判工作指导及工作总结上。在司法解释方面，根据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我们今后在有关知识产权、投资、国际贸易、金融等方面应当充分考虑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定以及国际惯例，使司法解释在这些方面也尽量与国际接轨。
　　程序制度的改革需要建立一套公正的、合理的、充分反映效率要求的程序制度。此外，也要保障程序的完整性和体系性。在我国现行的程序法中并没有充分体现程序的及时终结性，尤其表现在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制度方面。由于我国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是建立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理论之上的，而并不重视终审判决的稳定性、终局性，尤其是忽略了程序的及时终结性，具体表现在：对再审的次数没有限制，因此，在判决裁定生效后可以无次数限制的再审。同时根据民诉法第179条的规定，只要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或者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即可再审，从而使当事人只要发现了新的证据即可要求再审，甚至可以在一审或二审中故意隐瞒证据，将之留待两审终审后利用该证据启动再审程序。实事求是作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无疑是非常正确的，然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运用在程序法中必须遵循程序的规律，体现程序正义的价值，也就是说实事求是是以程序的及时终结性和程序的正义为前提的。按照程序公正的要求，程序必须即时终结，因为法院的审判活动是有时间限制的，事实不能无限期地调查下去，证据也不能无限期地收集和提供，当事人也不能一遍又一遍地将案件交给法官继续审理。对于再审程序而言，它只是一种特殊的补救措施，目的在于纠正已经生效的判决和裁定，不能对案件反复审理。
　　第五，建立法律职业的专业化制度，努力提高法官的整体队伍素质。加入世贸组织必须要尽快提高法官的整体队伍素质，可以说，现有的队伍素质整体上不能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后的需要。法官制度的改革，就是要从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据审判规律而形成的模式转换。为了增进司法的独立和公正，全面提高法官的队伍素质，需要努力建立严格的法官的选拔和淘汰制度，实行法官的精英政策，同时要完善法官的任职保障制度、高薪制以及责任制，尤其要建立一套法官职业道德和纪律，加强对法官职业道德的训练，努力实现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478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已经2006年11月8日国务院第155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12月11日起施行。
　　　　　　　　　　　　　　　　　　　　　　　 总理　温家宝
　　　　　　　　　　　　　　　　　　　　　　　　　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适应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和完善对外资银行的监督管理，促进银行业的稳健运行，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外资银行，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经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下列机构：
　　（一）1家外国银行单独出资或者1家外国银行与其他外国金融机构共同出资设立的外商独资银行；
　　（二）外国金融机构与中国的公司、企业共同出资设立的中外合资银行；
　　（三）外国银行分行；
　　（四）外国银行代表处。
　　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所列机构，以下统称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外国金融机构，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注册并经所在国家或者地区金融监管当局批准或者许可的金融机构。
　　本条例所称外国银行，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注册并经所在国家或者地区金融监管当局批准或者许可的商业银行。
　　第四条　外资银行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不得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
　　外资银行的正当活动和合法权益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保护。
　　第五条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及其派出机构（以下统称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对外资银行及其活动实施监督管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其他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机构对外资银行及其活动实施监督管理的，依照其规定。
　　第六条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制定有关鼓励和引导的措施，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

第二章　设立与登记

　　第七条　设立外资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应当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
　　第八条　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0亿元人民币或者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注册资本应当是实缴资本。
　　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分行，应当由其总行无偿拨给不少于1亿元人民币或者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的营运资金。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拨给各分支机构营运资金的总和，不得超过总行资本金总额的60%。
　　外国银行分行应当由其总行无偿拨给不少于2亿元人民币或者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的营运资金。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的业务范围和审慎监管的需要，可以提高注册资本或者营运资金的最低限额，并规定其中的人民币份额。
　　第九条　拟设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的股东或者拟设分行、代表处的外国银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持续盈利能力，信誉良好，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二）拟设外商独资银行的股东、中外合资银行的外方股东或者拟设分行、代表处的外国银行具有从事国际金融活动的经验；
　　（三）具有有效的反洗钱制度；
　　（四）拟设外商独资银行的股东、中外合资银行的外方股东或者拟设分行、代表处的外国银行受到所在国家或者地区金融监管当局的有效监管，并且其申请经所在国家或者地区金融监管当局同意；
　　（五）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拟设外商独资银行的股东、中外合资银行的外方股东或者拟设分行、代表处的外国银行所在国家或者地区应当具有完善的金融监督管理制度，并且其金融监管当局已经与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建立良好的监督管理合作机制。
　　第十条　拟设外商独资银行的股东应当为金融机构，除应当具备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条件外，其中唯一或者控股股东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为商业银行；
　　（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已经设立代表处2年以上；
　　（三）提出设立申请前1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100亿美元；
　　（四）资本充足率符合所在国家或者地区金融监管当局以及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
　　第十一条　拟设中外合资银行的股东除应当具备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条件外，其中外方股东及中方唯一或者主要股东应当为金融机构，且外方唯一或者主要股东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为商业银行；
　　（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已经设立代表处；
　　（三）提出设立申请前1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100亿美元；
　　（四）资本充足率符合所在国家或者地区金融监管当局以及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
　　第十二条　拟设分行的外国银行除应当具备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提出设立申请前1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200亿美元；
　　（二）资本充足率符合所在国家或者地区金融监管当局以及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
　　（三）初次设立分行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已经设立代表处2年以上。
　　第十三条　外国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营业性机构的，除已设立的代表处外，不得增设代表处，但符合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的地区除外。
　　代表处经批准改制为营业性机构的，应当依法办理原代表处的注销登记手续。
　　第十四条　设立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应当先申请筹建，并将下列申请资料报送拟设机构所在地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一）申请书，内容包括拟设机构的名称、所在地、注册资本或者营运资金、申请经营的业务种类等；
　　（二）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拟设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的章程草案；
　　（四）拟设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各方股东签署的经营合同；
　　（五）拟设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的股东或者拟设分行的外国银行的章程；
　　（六）拟设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的股东或者拟设分行的外国银行及其所在集团的组织结构图、主要股东名单、海外分支机构和关联企业名单；
　　（七）拟设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的股东或者拟设分行的外国银行最近3年的年报；
　　（八）拟设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的股东或者拟设分行的外国银行的反洗钱制度；
　　（九）拟设外商独资银行的股东、中外合资银行的外方股东或者拟设分行的外国银行所在国家或者地区金融监管当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或者经营金融业务许可文件的复印件及对其申请的意见书；
　　（十）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资料。
　　拟设机构所在地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将申请资料连同审核意见，及时报送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第十五条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自收到设立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完整的申请资料之日起6个月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筹建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决定不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特殊情况下，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不能在前款规定期限内完成审查并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筹建决定的，可以适当延长审查期限，并书面通知申请人，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个月。
　　申请人凭批准筹建文件到拟设机构所在地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领取开业申请表。
　　第十六条　申请人应当自获准筹建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筹建工作。在规定期限内未完成筹建工作的，应当说明理由，经拟设机构所在地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可以延长3个月。在延长期内仍未完成筹建工作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作出的批准筹建决定自动失效。
　　第十七条　经验收合格完成筹建工作的，申请人应当将填写好的开业申请表连同下列资料报送拟设机构所在地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一）拟设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名单及简历；
　　（二）对拟任该机构主要负责人的授权书；
　　（三）法定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
　　（四）安全防范措施和与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的资料；
　　（五）设立分行的外国银行对该分行承担税务、债务的责任保证书；
　　（六）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资料。
　　拟设机构所在地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将申请资料连同审核意见，及时报送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第十八条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自收到完整的开业申请资料之日起2个月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开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决定批准的，应当颁发金融许可证；决定不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十九条　经批准设立的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应当凭金融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第二十条　设立外国银行代表处，应当将下列申请资料报送拟设代表处所在地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一）申请书，内容包括拟设代表处的名称、所在地等；
　　（二）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申请人的章程；
　　（四）申请人及其所在集团的组织结构图、主要股东名单、海外分支机构和关联企业名单；
　　（五）申请人最近3年的年报；
　　（六）申请人的反洗钱制度；
　　（七）拟任该代表处首席代表的身份证明和学历证明的复印件、简历以及拟任人有无不良记录的陈述书；
　　（八）对拟任该代表处首席代表的授权书；
　　（九）申请人所在国家或者地区金融监管当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或者经营金融业务许可文件的复印件及对其申请的意见书；
　　（十）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资料。
　　拟设代表处所在地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将申请资料连同审核意见，及时报送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第二十一条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自收到设立外国银行代表处完整的申请资料之日起6个月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设立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决定不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二十二条　经批准设立的外国银行代表处，应当凭批准文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领取工商登记证。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所列资料，除年报外，凡用外文书写的，应当附有中文译本。
　　第二十四条　按照合法性、审慎性和持续经营原则，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外国银行可以将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分行改制为由其单独出资的外商独资银行。申请人应当按照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审批条件、程序、申请资料提出设立外商独资银行的申请。
　　第二十五条　外国银行分行改制为由其总行单独出资的外商独资银行的，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该外国银行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保留1家从事外汇批发业务的分行。申请人应当按照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审批条件、程序、申请资料提出申请。
　　前款所称外汇批发业务，是指对除个人以外客户的外汇业务。
　　第二十六条　外资银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首席代表的任职资格应当符合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条件，并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准。
　　第二十七条　外资银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按照规定提交申请资料，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
　　（一）变更注册资本或者营运资金；
　　（二）变更机构名称、营业场所或者办公场所；
　　（三）调整业务范围；
　　（四）变更股东或者调整股东持股比例；
　　（五）修改章程；
　　（六）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情形。
　　外资银行更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首席代表，应当报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其任职资格。
　　第二十八条　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变更股东的，变更后的股东应当符合本条例第九条、第十条或者第十一条关于股东的条件。
　　特殊情况下，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同意，变更后的股东可以不适用本条例第十条第（二）项或者第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

第三章　业务范围

　　第二十九条　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按照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业务范围，可以经营下列部分或者全部外汇业务和人民币业务：
　　（一）吸收公众存款；
　　（二）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
　　（三）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四）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买卖股票以外的其他外币有价证券；
　　（五）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
　　（六）办理国内外结算；
　　（七）买卖、代理买卖外汇；
　　（八）代理保险；
　　（九）从事同业拆借；
　　（十）从事银行卡业务；
　　（十一）提供保管箱服务；
　　（十二）提供资信调查和咨询服务；
　　（十三）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可以经营结汇、售汇业务。
　　第三十条　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的分支机构在总行授权范围内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
　　第三十一条　外国银行分行按照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业务范围，可以经营下列部分或者全部外汇业务以及对除中国境内公民以外客户的人民币业务：
　　（一）吸收公众存款；
　　（二）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
　　（三）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四）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买卖股票以外的其他外币有价证券；
　　（五）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
　　（六）办理国内外结算；
　　（七）买卖、代理买卖外汇；
　　（八）代理保险；
　　（九）从事同业拆借；
　　（十）提供保管箱服务；
　　（十一）提供资信调查和咨询服务；
　　（十二）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外国银行分行可以吸收中国境内公民每笔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定期存款。
　　外国银行分行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可以经营结汇、售汇业务。
　　第三十二条　外国银行分行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责任由其总行承担。
　　第三十三条　外国银行代表处可以从事与其代表的外国银行业务相关的联络、市场调查、咨询等非经营性活动。
　　外国银行代表处的行为所产生的民事责任，由其所代表的外国银行承担。
　　第三十四条　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经营本条例第二十九条或者第三十一条规定业务范围内的人民币业务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一）提出申请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业3年以上；
　　（二）提出申请前2年连续盈利；
　　（三）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外国银行分行改制为由其总行单独出资的外商独资银行的，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期限自外国银行分行设立之日起计算。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五条　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制定本行的业务规则，建立、健全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并遵照执行。
　　第三十六条　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应当遵守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
　　第三十七条　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举借外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八条　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确定存款、贷款利率及各种手续费率。
　　第三十九条　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经营存款业务，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交存存款准备金。
　　第四十条　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关于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规定。外国银行分行变更的由其总行单独出资的外商独资银行以及本条例施行前设立的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其资产负债比例不符合规定的，应当在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期限内达到规定要求。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要求风险较高、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
　　第四十一条　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应当按照规定计提呆账准备金。
　　第四十二条　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应当遵守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有关公司治理的规定。
　　第四十三条　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应当遵守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有关关联交易的规定。
　　第四十四条　外国银行分行营运资金的30%应当以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的生息资产形式存在。
　　第四十五条　外国银行分行营运资金加准备金等项之和中的人民币份额与其人民币风险资产的比例不得低于8%。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要求风险较高、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外国银行分行提高前款规定的比例。
　　第四十六条　外国银行分行应当确保其资产的流动性。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25%。
　　第四十七条　外国银行分行境内本外币资产余额不得低于境内本外币负债余额。
　　第四十八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2家及2家以上分行的外国银行，应当授权其中1家分行对其他分行实施统一管理。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外国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分行实行合并监管。
　　第四十九条　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向其所在地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报告跨境大额资金流动和资产转移情况。
　　第五十条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的风险状况，可以依法采取责令暂停部分业务、责令撤换高级管理人员等特别监管措施。
　　第五十一条　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应当聘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其财务会计报告进行审计，并应当向其所在地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报告。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五十二条　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向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报送财务会计报告、报表和有关资料。
　　外国银行代表处应当按照规定向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报送资料。
　　第五十三条　外资银行应当接受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不得拒绝、阻碍。
　　第五十四条　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应当设置独立的内部控制系统、风险管理系统、财务会计系统、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
　　第五十五条　外国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外商独资银行的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和从事外汇批发业务的外国银行分行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得相互兼职。
　　第五十六条　外国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外商独资银行与从事外汇批发业务的外国银行分行之间进行的交易必须符合商业原则，交易条件不得优于与非关联方进行交易的条件。外国银行对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外商独资银行与从事外汇批发业务的外国银行分行之间的资金交易，应当提供全额担保。
　　第五十七条　外国银行代表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从事任何形式的经营性活动。

第五章　终止与清算

　　第五十八条　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自行终止业务活动的，应当在终止业务活动30日前以书面形式向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经审查批准予以解散或者关闭并进行清算。
　　第五十九条　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无力清偿到期债务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责令其停业，限期清理。在清理期限内，已恢复偿付能力、需要复业的，应当向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提出复业申请；超过清理期限，仍未恢复偿付能力的，应当进行清算。
　　第六十条　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因解散、关闭、依法被撤销或者宣告破产而终止的，其清算的具体事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六十一条　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清算终结，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向原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第六十二条　外国银行代表处自行终止活动的，应当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予以关闭，并在法定期限内向原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三条　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擅自设立外资银行或者非法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的，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予以取缔，自被取缔之日起5年内，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不受理该当事人设立外资银行的申请；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50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万元的，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四条　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50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万元的，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逾期不改正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金融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批准设立分支机构的；
　　（二）未经批准变更、终止的；
　　（三）违反规定从事未经批准的业务活动的；
　　（四）违反规定提高或者降低存款利率、贷款利率的。
　　第六十五条　外资银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逾期不改正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吊销其金融许可证、撤销代表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的；
　　（二）拒绝或者阻碍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的；
　　（三）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报表或者有关资料的；
　　（四）隐匿、损毁监督检查所需的文件、证件、账簿、电子数据或者其他资料的；
　　（五）未经任职资格核准任命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首席代表的；
　　（六）拒绝执行本条例第五十条规定的特别监管措施的。
　　第六十六条　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未按期报送财务会计报告、报表或者有关资料，或者未按照规定制定有关业务规则、建立健全有关管理制度的，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七条　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违反本条例第四章有关规定从事经营或者严重违反其他审慎经营规则的，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逾期不改正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金融许可证。
　　第六十八条　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除依照本条例第六十三条至第六十七条规定处罚外，还可以区别不同情形，采取下列措施：
　　（一）责令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撤换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二）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的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三）取消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一定期限直至终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任职资格，禁止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一定期限直至终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银行业工作。
　　第六十九条　外国银行代表处违反本条例规定，从事经营性活动的，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50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万元的，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予以撤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条　外国银行代表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取消首席代表一定期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任职资格或者要求其代表的外国银行撤换首席代表；情节特别严重的，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予以撤销：
　　（一）未经批准变更办公场所的；
　　（二）未按照规定向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报送资料的；
　　（三）违反本条例或者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其他规定的。
　　第七十一条　外资银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法律、法规的，由有关主管机关依法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七十二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金融机构在内地设立的银行机构，比照适用本条例。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七十三条　本条例自2006年12月11日起施行。2001年12月20日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同时废止。